二、城镇人口构成

清代人口，绝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城镇人口比例不大。美国施坚雅在其《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一书中，统计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国二千人以上的居民点一千六百五十三个，共计人口2072万人，城镇人口约占当时总人口的5.1%(不包括关外东北地区、蒙古、新疆、西藏和台湾)。施氏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不少中国学者同时指出，他的估计总的趋于偏低，以山东省为例，有人计算乾隆至道光间的城镇人口约在140—180万之间，约占全省3000万人口的4.7% — 6%，高于施氏华北城市化率4.2%的比例[6]。又比如有人指出，他对诸如北京、杭州、南京、景德镇、自贡、清江浦(现淮阴市)等城镇人口的估计，亦过于保守[7]。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道光二十年前后，全国的城镇人口比例不会超过6%。

中国的传统城市，一般都是以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为基础兴起的，北京以及许多省会城市和边疆军队驻防中心就是如此。在这些城市里，政府官员以及与此相关的兵弁、吏役，连同家口等等，便占了相当的比重。以北京为例，据有的学者估测，乾隆四十六年(1781)，内城、外城并城属，共有男女老小986978口，其中八旗人员就有649900口，占65。859%[8]，而这还不包括居于紫禁城内的皇帝宫眷、太监、宫女和各色服役人员，中央及顺天府、宛平、大兴二县汉官和吏役，京师巡捕五营的绿营兵弁与家口，估计应不低于十万人。真正民户不过二十来万(约三万至四万户)。在这二十来万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是商户和店家伙计(店家伙计很多人是单身随店主立户)、各种小摊贩、帮闲、唱戏、卖笑求食者。他们做买卖，或是打秋风混饭，其主要对象往往是官家公务人员，以及为公私事务进京耽搁的差员、科考举子、待缺求觐官员等等。以手工业或苦力维持生计的，如果撇除外府外省流入的临时性贫苦流民、游民，也就是几万人。北京可谓当时作为政治中心城市人口职业构成最典型的例子。其它比如各省府城市，虽然情况没有像北京那样突出，但在人口职业构成中公役人员占有相当比重，这一格局大体是相同的。

当然，有的城市由于地理位置和其它原因，使城市的经济功能压倒了政治或军事功能。人口构成发生不同的变化，广州就是如此。广州城的确立无疑得力于它的政治地位。在清代，它是省城，又是府城，南海、番禺两县衙门和粤海关都设在此地，还驻有八旗重兵，派将军统驭，绿营有将军标左右前后四营、巡抚标左右二营和广州协左右二营，共八个营，城里和近城地区，政府公务人员和军弁一大批。可当时的广州主要是个工商贸易城市，特别自乾隆中期以后，全国的对外贸易集中于此，国内国外商贾及各色人役丛杂，在人口构成中，商人、船民船工、店员伙计、苦力等等，在数量上已占有主导位置[9]。

北方的天津，在明代原属拱卫京师的一个卫所，清代改卫设县，后来又是府治所在地，但因地处海河等“九河下游”，南北大运河经临此地，又濒临渤海，很快便成为商业转贩中心了。据道光二十六年(1846)《津门保甲图说》记载，当时城内户数9914户，与商业有关的铺户、负贩、盐商、船户就有5245户，占总数的53%。每年夏秋之间，海河两岸“帆樯络绎，水手如云”，居民中光靠搬运粮食为生者，就“不下数万人”[10]，在人口职业构成中，已与原先的军事重镇关系不大了。

除了前面说的传统政治、军事性原因兴起的城市外，清代还出现了一批纯粹因交通工商业发展而兴盛的城镇。在这些城镇中，工商和服务业便成了居民中的主角。地当“九省通衢”的汉口镇，就有“九分商贾一分民”的说法[11]。福建厦门的兴起，得力于海运业，清代四大海关之一的闽海关，便选该地为关址。除了大批船户、船工、使役外，与造船、修船有的土木金银铜铁诸工，亦率以万计[12]。江西景德镇的繁荣与瓷业生产密不可分，城市人口中几乎都与制瓷、卖瓷有关。嘉道时，“民窑二三百处”，“工匠人夫数十万，靡不借瓷资生”[13]。至于延绵十许里的市肆铺面，除罗列各种瓷器产品外，便是为外来工匠商贩提供服务的旅店、酒楼、茶肆等等。广东佛山镇，先以冶铁和陶瓷业闻名，随后又兴起丝织、印染等手工业，另外成药、造纸、爆竹、竹木藤器等行业也有一定发展。乾隆时，佛山人口20万，其中参与炒铁、铸铁、冶铁的工匠就不下三万至四万到四万至五万[14]。与佛山同属南海县的石湾镇，嘉道时，住户六至七千，“业陶者五六”[15]。在全体人口中，制陶、贩陶者占有绝对的优势。

市镇密集的太湖平原区，专业人口具有优势的例子就更多。江苏长洲县陆墓镇，“居民多造窑及织汗巾为业”;吴江县黄家溪市，“市民多业杼”;庉村市，“居民多铁工”;盛泽镇则以“绵绫为业”[16]。嘉定县新泾镇因近傍出产黄草，镇民们“织成凉鞋，行销远近”[17]。浙江桐乡县濮院镇，“机业十室而九”，从事丝绸织业，其产品号称“濮绸”，名闻四方[18]。类似这样的城镇在北方也有，山东博山县颜神镇，便因煤炭、陶瓷和琉璃业而得名[19];陕西泾阳县城，人们“藉泾水以熟皮张”，“皮工齐集其间者不下万人”[20]，一跃而成为西北名城。

总之，不管因政治、军事因素兴起的城市，或因商贸、或因某一手工业发达而勃兴的专业性城镇，它们的人口职业构成，较之农村要丰富、复杂得多。首先，各级政府衙门都设于城市。另外，它们往往也是军队驻扎的中心。这样在城市人口中，政府官员、吏役、兵弁，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如幕僚、长随、奴仆，便是不可少的。既为城市，必然会有商号铺户，于是便出现商人、小摊贩、伙计、学徒等等。很多城市还是交通中心，车把式、船工、挑夫和各种搬运工丛集。一些稍大的城镇，因为人来人往，需要休憩娱乐场所，从而戏园、酒楼、茶馆以及堵场、青楼妓院、看相、算命等等，便应运而生，这又聚集着一大帮人。至于像前面说到的一些专业性城镇中的各色手艺工匠，更构成人群的主体。

因为城市的包容性远比农村大得多，常常是各地流民、游民汇聚的地方，一些生活较为富裕、追求犬马声色的人，也喜欢长期耽搁在城市。江南一带有所谓城居地主，他们就阖家住在城市。在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既是统治者集中之处，也是各种帮凶、狗腿子混迹的好地方;既有追利逐末者，也有更多的为求取一饱而四处奔忙者;有各种手工业、工艺生产者，也有庞大的游食寄生群。在城市，同时也是精英们会聚的场所和各种藏污纳垢的区处。城市的性质，城市的特点，决定着城市职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