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变革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土地买卖。在唐代以前的均田制下，虽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曾允许永业田的买卖，但总的说来，国家对土地买卖是严格限制的。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政府仍然重申土地买卖的禁令。开元二十三年的诏令说：“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不许买卖典贴。如闻尚未能断，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宜更申明处分，切令禁止。若有违犯，科违敕罪。”④这则诏令，一方面说明土地买卖已较为普遍，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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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食货志》。

②  沈括：《梦溪笔谈》卷2。

③  《旧五代史》卷112《周太祖纪》。

④  《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

面表明国家还想恢复那种土地不能买卖的旧制。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土地买卖，一纸诏令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天宝十一年的一道诏令证明了这点。该诏令说：“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①时人杜佑也指出：“虽有此制，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②到了德宗建中元年，因土地买卖的盛行，“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③，唐王朝推出两税法。两税法颁行后，国家土地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原来的抑兼并转而“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姑定额取税而已”④。这里，“兼并者不复追正”就是宋代“不抑兼并”政策的历史源头。从所引的这些史料来看，土地买卖的过程，是对原有束缚土地产权的陈规旧制不断冲击的过程。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变革正是在土地频繁买卖的过程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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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唐文》卷33《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

②  《通典》卷2《田制下》。

③  《文献通考》卷3《田赋三》。

④   同注③。

二

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首先是土地私有制得到重要发展，确立起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这突出地表现在整个社会已公开承认了土地所有者身份的合法性。明清之际，顾炎武总结道：“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①而翻检宋代史籍，“田主”一词频见于各种文献，表明这一称谓确实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豪民”、“兼并之徒”到“田主”，称谓的变化反映了了巨大的历史变化。“豪民”、“兼并之徒”，顾名思义，是指他们对土地的占有主要是巧取豪夺，并非合法，而“田主”强调的则是田地的主人，即承认其对土地的合法所有。同时，这段话还反映出，汉唐时期土地的配置主要依靠政治强权，即要豪取、强夺和兼并，而宋代则已经有很大不同了。

土地私有产权确立起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还表现在人们对地租的认识上。“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②汉唐时期，人们更多地是将“租”与“税”混在一起，无法明确地区别开来。这实际上是土地私有产权还不太明晰，还没有完全确立起主导地位的一种反映。到了唐宋，人们不只是在字面意思上对这二者作不同的表述，而且从性质上对“租”与“税”进行界定。根据上引顾炎武话中所引陆贽之言，“税”是土地所有者向国家缴纳的部分劳动所得，“租”是土地租佃者向土地所有人缴纳的部分劳动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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