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城稻引入福建是和闽商往返占城、安南有关。闽商，尤其泉州商人有往海南岛、安南、占城贸易的传统。“唐成都猛将花惊定之裔，五代入闽，寓闽之丰州东焉。有花琳善培异卉奇花，李富安沽之去交，交人喜之争购也。花卉炫雅，一盆之值百金也。”“花琳富冠闽中矣。〔1〕”商人李富安购买花琳培育的花卉，运到交州去卖。交州， 唐以后辖境限于河内附近地区，即越南北部及濒海地区。这是五代闽商与交州(交趾)往来的一个例子。李富安不仅去了交州，也去了真腊、占城、暹湾：“李富安字山平，弃学经商，航舟远涉真腊、占城、暹湾诸国，安南、交趾尤熟居。每次舟行，村里咸偕之去。……李家港乃李山平之舟泊处也。〔2〕”因为举村去交州(安南、交趾)、占城、 真腊贸易，就会出现移居问题，占城稻极有可能是这些贾贩者、移居者(早期华侨)们携至泉州的。

我从以上两条引自《西山杂志》(手抄本)的记载推测，占城稻之传入福建在五代闽时到北宋初，至北宋真宗时已有上百年历史，故大中祥符五年从福建可以一次取种(占城稻)三万斛。

占城稻的传入和沿海对外贸易密不可分，似无疑问。

其次，棉花、棉布的传入、推广与福建棉织业的发展。棉花也象占城稻一样是印支地区的特产。《岭外代答》卷二“占城国”条记载说，“乾道癸巳，闽人有以西班到选，得官吉阳军监者，泛海之官，飘至占城……。”吉阳军治海南岛，闽人曾于乾道中去海南任官而漂流至占城，这是闽人去占城又一例子。

据《诸蕃志》卷上记载，交趾(安南)、占城、真腊皆出产棉花与棉织品：交趾土产为“木棉、吉贝花布”、“白叠”;真腊土产象牙、香、黄蜡、羽毛、番油、生丝、绵布(棉布)等，“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假锦、凉伞、皮鼓、酒、糖、醯醢(Xi Hǎi)之属博易”。

这说明，棉布已通过贸易进口到泉州。《诸番志》是赵汝适任福建路市舶提举任内撰成的，有较高的可靠性，所以，可以断定棉布的进口(从交趾、占城、真腊诸国)是在宋代，尤其南宋。

但是棉花的进口则未见记载。棉花在以上三国的临近地区如广东西、海南岛是广泛种植了，这可以《岭外代答》卷六《吉贝》一节所记得到证实。

福建棉织业的发展和棉花种植技术、棉布的进口、推广有关。《西山杂志·纱岗》记载泉州纱岗村的情况颇能说明问题：

“陈厝，盖起自三国陈时之宗族也。从岭南至闽中，到处有木棉，又曰茄@①。陈氏已能于纺且织，机杼手拂之有梳棕，皆自为之，一方人咸绩，绩之纺也。陈有木棉絮田野，丰稔皆出而易之纱，晒之岗也。织布之雅，运之交州，交人皆曰陈氏之布焉。”“沙岗者一讹作沙岗也，中有木棉茄@①愧偬兑玻?3比胙伞!鄙掣诖迨敲藁ㄖ种睬??忻?纺纱、纺织业，产品远销交州，其时间估计在五代北宋。陈厝村毁于宋末元初。

有关文献中也有若干条记载可以证明宋代福建沿海已种植棉花。一是刘yǎn@②《龙云集》卷七《莆田杂诗二十首》这一记兴化“家家余岁计，吉贝与蒸纱”。二是谢楹得《叠山集》卷三记：“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天何厚八闽”的八闽实际上仅指兴化、泉州一带，闽北种棉只见于元代。

棉花与棉织业的发展对于解决地少桑柘的福建人民穿衣问题意义非同一般，也为宋元明清棉布的出口奠定基础。福建棉布出口的直接记载有上面举出的例子(泉州陈厝棉布出口到交州)，间接的记载见《诸蕃志》等书。

《诸蕃志》在述及层拔国(今坦桑尼亚之桑给巴尔岛)时云：“其民皆大食种落，遵大食教度，缠青番布，蹑红皮鞋，……地气暖无寒，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每岁胡茶辣国及大食边海等处，发船贩易，以白布、瓷器、赤铜、红吉贝为货。”胡茶辣国在印度西北部，考虑到泉州海外贸易中有不少大食商人到达泉州如《诸蕃志·大食国》提到的施那yī@③“侨寓泉南”，那么，泉州的棉布经大食商人贩往大食海边，转卖到层拔国的可能性就有了。再则，泉州与印度半岛的贸易也很频繁，泉州商人甚至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南毗、故临和胡茶辣国，这样泉货(白布、瓷器、红铜)经由胡茶国转贩到层拔国自必有可能了。

第三，陶瓷器出口和制陶瓷业的发展。中国古代陶瓷出口历史悠久，唐宋时期即达到相当规模，南宋时又有较大发展，至元而盛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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