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兴，海內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平准书》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佘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全。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这便是实行“因之”政策的结果。“因之”政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富足安定与繁荣昌盛。当然，一味地“因之”也并非不存在问题。《平准书》接着又说：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併;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出现了这种情况，就需要“利导之”和“教诲之”了。贾谊的论“积贮”;晁错的论“贵粟”;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供养匈奴之归顺者;且尊显卜式以讽百姓输财助边，等等，都属于“利导之”和“教诲之”的内容。然而，丞相为天下先却“无益于俗”，天子出禁藏终不免“县官大空”，尊显卜式也无助于“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当“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之际，就只好“整齐之”并“与之争”了。
就“整齐之”而言，其最大的措施莫过于告缗令的颁布了。于是，“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朝廷“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钱缗钱之故，用益饶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盐铁官营已经是“与之争”范围的事了。实际上，“整齐之”和“与之争”只有一步之遥，而在武帝时期的具体实施上，则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申。……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继之而来的措施是：
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孔)仅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这些措施实行的结果，“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也即归农;“而万物不得腾踊”，也即物价得到了稳定;同时还取得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预期目的。然而，这里所蕴含的司马迁的真实看法却是：商贾归农带来的是经济萧条;天下用饶也是与民争利的结果;国家富足了，人民却贫穷了，“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因此，司马迁借卜式之口所说的“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实际上也代表了司马迁自己的心声。这甚至不亚于“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那样对夏桀的诅咒。有的论者认为，司马迁宁肯给酷吏立传而不给桑弘羊立传，此事殊不可解。笔者则认为。这种看法的提出，是由对司马迁的思想感情缺乏了解的缘故。大致在司马迁看来，桑弘羊等人“言利事析秋毫”，当亦非廉洁之士;酷吏虽酷，其间却不乏清正之人。两相比较，兴利之臣实不如酷吏多矣。这就是司马迁不为桑弘羊立传而只在《平准书》中见其行事的原因。况且，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司马迁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此事耗资巨大，国力为之枯竭，然而由于“不参彼己”，因而“建功不深”(《史记·匈奴列传·太史公曰》)(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系引自《平准书》)。
以上所述，仅仅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一些主要内容，而不是他经济思想的全部。司马迁的这些经济思想，介乎儒、道、法三家之间，与三家俱有渊源，而又有所不同。下面试分别加以论列。
先说儒家。儒家的经济思想以孔、孟、荀为代表。孔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罕言利”(《论语·子罕第九》)。然而他也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话。同时他还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第八》)。这说明，孔子对利只是“罕言”，而并非不言。
孟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他甚至认为“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与此相表里，他的另一看法是：“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于是，孟子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与此相类似，他的另一个结论则是：“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摒绝富利而只谈仁义，是孟子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虽然孟子的其它言论也有与此相抵牾的地方，而且事实上他自己并不全然如此;然而他把“义”、“利”关系绝对化的做法，却无形中为后世“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说教大开了方便之门。孟子的经济思想，就其基本的方面而言，可以说正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反面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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