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中确定的平赃原则，实际上在中唐时期已随着绢价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五月三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已上方至死刑，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定赃估，绢每疋计五百五十价为限”。(注：王溥：《唐会要》卷40《定赃估》。)唐玄宗降敕同意了李林甫的奏请。由此可见，唐中期已开始对唐律中的平赃标准进行修改。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正月二十八日又降敕：“先准格例，每例五百五十价估当绢一疋。自今以后，应定赃数宜约时绢估，并准实钱。”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十月大理丞周太元亦提出：“杂物依上估绢结赃”。唐宣宗大中六年(852)闰七月敕：“应犯赃人，其平赃定估等，议取所犯处及所犯月上绢之价”。是年十月，中书门下又提出：犯赃人平赃估价，“每疋九百文结计”(注：王溥：《唐会要》卷40《定赃估》。)。可见自中唐之后，平估之法在不断调整。
宋初制订的《刑统》虽然承袭了唐律中的平赃法，但由于各地绢价贵贱不同，导致平赃定罪轻重不平，所以宋太祖又以钱代绢，计钱定赃罪，使宋朝计赃论罪法中又增加了一个计赃标准。
二、绢价变动与计赃标准调整
在以绢计赃论罪中，计赃绢价标准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计赃数量的多少和定罪的轻重。宋朝为了保持计赃与定罪之间的相对平衡，随着绢价的变动，对计赃绢价标准亦进行调整。
北宋初期，由于全国各地物价差殊，绢价不等，曾出现了不同地区计赃论罪不一的局面。如“江南、两浙诸州以绢计赃，绢价二疋当江北之一”(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九月丙午(以下简称《长编》)。)。这就使江南与江北有倍差之罚。为了统一以绢计赃定罪标准，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九月诏：“江浙诸州宜以千钱为绢一疋论罪”(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九月丙午(以下简称《长编》)。)。次年闰三月，又“令荆湖，岭南等处以绢计赃，如江浙之制”(注：《长编》卷21太宗太平兴国五年闰三月丁卯。)。这是宋自建国以来第一次统一计赃绢价的标准，从当时的市场绢价来看，这个标准是比较合理的，对保持计赃与定罪之间的平衡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全国各地的绢价仍在不平衡的变化。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河东路并州置场中买军人所给衣绢，诏“每疋官给钱千二百文”(注：《宋会要·食货》64之19。)。京东路“青、齐间绢直八百”，而“官府和预买绢给直一千”(注：《长编》卷86真宗大中祥符九年正月壬申。)。此时的和买还处于官民平等交易阶段，所以官给绢价与市场绢价不会有太大的出入。至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梓州路绢直“增至三千以上”(注：《长编》卷158仁宗庆历六年五月戊子。)。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京东路将绢分作两等，“上等每匹作一贯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贯三百文省”(注：《长编拾补》卷7神宗熙宁三年三月乙未注。)。元丰二年(1079)定“估赃法”，十二月成都府，利州路钤辖司言：“往时川峡绢匹为钱二千六百，以此编敕估赃，两铁钱当铜钱一。近岁绢匹不过千三百，估赃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不至重法”(注：《长编》卷301神宗元丰二年十二月戊戌。)。元丰七年(1084)，京东路每匹绢价一贯一百文。(注：《长编》卷350神宗元丰七年十一月丁已。)至宋哲宗元yòu@②中，成都市场“绢价每疋一贯七八百文”(注：刘挚：《忠肃集》卷5《乞体量成都漕司折科税米奏》。)。这与宋初确定的“以千钱为绢一疋论罪”的标准已相去甚远。因此，宋哲宗元符中，“令定罪以绢者，每绢一匹准钱一贯三百。”(注：《宋会要·刑法》3之3。)这是宋初以来，随着绢价的上升第一次调整定赃绢价标准。宋徽宗时，钱法的混乱，严重冲击了物价，使绢价进一步上升，多数地区的绢价升至两贯以上。故在大观元年(1107)又改定计赃律，宋徽宗在诏中讲：“以绢论罪，绢价有贵贱，故论罪有重轻。今四方绢价增贵至两贯以上，而计绢之数独循旧例，以一贯三百足为率计价既少，抵罪太重，可以一贯五百足定罪。”(注：《宋会要·刑法》3之4。)即随着绢价的激剧上升对计赃绢价标准进行了第二次调整。虽然这两次对计赃绢价标准的调整都没有达到当时市场实际绢价的高度，但对公平计赃，合理定罪还是有益的。宣和七年(1125)，两浙路产绢县分每疋绢又达到了“二千三四百足钱”(注：杨时：《龟山集》卷4《论时事》。)。可见市场绢价仍在继续上升。
南宋初，宋朝历史进入师旅大兴、战乱四起的特殊时期。在百物腾yǒng@③，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赃虽无几，钱价已多，稍有犯赃，便实重法。对此臣僚多有论奏。在众臣僚的奏请下，宋高宗于是年降诏：“自今计绢定罪，并以二贯为准。”(注：《宋会要·刑法》3之5。)此系宋朝第三次调整计赃绢价的标准。由于物价的继续上升，至绍兴二年(1132)，江南西路的绢价达到了五千(注：《宋会要·食货》9之22。)。因此，绍兴三年(1133)九月宋高宗又降诏：“目今绢价不下四五贯，岂可尚守旧制耶。可每疋更增一贯，通作三贯足。”(注：《宋会要·刑法》3之6。)这是宋朝第四次调整纽绢之法。从北宋末以后对计赃绢价标准调整的幅度来看，基本上是以五分为率递增的，但仍然赶不上市场绢价腾飞的速度。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又请改计赃绢价，他说：“以时价已至六七千，(计赃绢价)合量增一贯。和买取民财随时增价，定民罪则减之”(注：黄震：《黄氏日抄》卷67《范石湖文》。)。于是宋孝宗又于是年降诏：“以绢计赃者，更增一贯。以四千为一匹。”(注：《宋史》卷200《刑法志二》。)这是宋朝第五次调整计赃绢价标准。自此之后，东南绢价有所下降，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临安府钱塘、仁和两县绢“本色所直不过四五千”(注：《宋会要·食货》70之69。)。淳熙七年(1180)江东南康军“绢价每匹不过三贯文足”(注：《朱子大全》卷20《乞听从民便jìng@④纳钱绢札子》。)。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江东建康府“绢每一匹只直钱二贯二百文足”(注：《宋会要·食货》70之87。)。由此看来，南宋中期的绢价大约在三贯至四贯之间浮动。所以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论者称，自乾道六年复诏绢值“以四千为一疋，迄今遂为定制”(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建炎至嘉泰申严赃吏之禁》，《两朝纲目备要》卷7《宁宗》。)。可见，这一计赃绢价标准，基本上是与南宋中后期的市场绢价波动情况相呼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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