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个时候，各省提出“联省自治”似乎水到渠成了。当时的条件下，也只有各省独立才能抵制袁世凯的独裁专制。
二.“联省自治”理论的盛行
“联省自治”是联邦制的一个变体，产生于护国战争之后。袁世凯称帝，西南六省掀起护国战争，袁世凯死，皖系军阀掌握了北京政权，挟北洋兵力威胁南方各省。以西南六省为首的护国胜利各省加强了自己的实力，更不愿屈从于北方政府之下，与广州的革命政府也时分时合，政治目标并不一致。当此之时，北洋政府南下统一无力，革命政府北上革命受阻，中间各省于是借机壮大自己，拥兵自重，并纷纷延请名流学者，大造“联省自治”的舆论，并进行实际的操作。最早提出“联省”一说的是戴季陶，他在1914年的《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一文中说：
“若云联邦二字为不适，则此系形式上之问题，而非实质上之问题也。倘新造术语以命之，则联州、联省皆未尝不可用。”
至于“联省自治”一词则出自同盟会元老张继笔下。(4)联省自治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中央允许各省独立，并制定省宪法，依法组织省政府;二是由各省派代表组成联省议会，制定联省宪法，以达成国家统一的目标，这样既可解决南北统一的问题，又可以划清国家政权与地方政权的界限，并在此框架下将地方政权收到中央，以最终杜绝军阀割据，同时这样做还可制衡中央，使之避免出现独裁专制。众多资产阶级学者在某些实力派人物的鼓励下，在广州政府的支持下，以为找到了济世圣方，于是大力奔走鼓吹。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1920年7月在长沙成立的“联省自治会”是第一个民间政治团体，在他们的影响下，全国各地也出现了许多“自治运动同志会”，这些同志会以推动各省区的自治为宗旨，同时讨论起草省宪草案。不久之后十五个省区联合组织了“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向北京请愿，要求允许各省自治。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他发表宣言，支持自治，他说：
“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5)”
与此相应，许多著名学者也提出了系统看法。胡适认为，用集权形式施行于最不适宜集权的中国，是军阀割据的根源，而依据省自治的联邦制才是打倒军阀的有力武器(6)。胡适的出发点是美好的，但逻辑错误，因为推行省自治的人必定是在位的省军阀头子，省军阀头子凑热闹赶潮流可以，真要制订一部宪法约束自己甚至推翻自己，就非常荒谬了， 这也是资产阶级学者们过于天真，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现实。此外如唐德昌也在《联省自治与现代之中国》一文中解释，他强调联省自治是巩固民主共和之成果，解决时局纠纷之良法，其实行之方式则与胡适的理论相差无几，认为依宪选省长则“中央不得位置其私人”，又可抑制派系，则南北一统易如反掌。(7)这都是过于乐观的见解了。林可彝独在《天坛宪法应该怎样改正》一文中指出一个事实：
“通常赞成联省自治的，多半以现在军阀，据土自雄，在势已无统一可望，不如利用趋势，听任各省自治， 以谋统一。(8)”
武育翰则在《联省自治与职业病》一文中奢望：
“如果湘省能闭关自治，推而至于联络他省，也都闭关自治，那么不去求统一自然也会统一了。…不如因省区已具有联邦之迹象，因势利导，由单一国一变而复合国，从联省自治这条路，来求和平的统一，我看到反是一个终南捷径哩!(9)”
“联省自治”几乎成了那时全国报刊讨论的唯一热门话题，在此背景下，全国工商界、教育界等八个团体在上海召开了“国是会论”，拟出了一个联邦制的宪法草案，并为其后曹锟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所部分采用，可惜由于曹锟贿选上任，因而其本身合法性即受质疑，因而曹政府颁布的宪法并未获得学者的承认与西南军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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