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转向”是新叙事史的形式之一。……这种人类学取向更主要的影响是，促使历史学更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物。“人类学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辩的用语，它指的是历史学家如何从传统上关注特定政治权力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史，转而关心那些不具赫赫事功之人的态度与信仰;亦即是“民众史”(history from below)的一种形式，且受到法国“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1][1]的强烈影响(海伊 1999[1990]:35-36)。

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强调平民历史和平民文化(plebeian culture)，背后涉及三对有关历史的争论：上层历史(history from above)/下层历史(history from below);事件史(event history)/连续史(serial history);当地人的历史观(native view of history)/外部人的历史观(outside’s view of history)(Emiko 1990:4)。人类学强调关注下层平民、连续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当地人的看法，去批评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的历史、琐碎的事件历史和外人强加的历史观。这些强调启发了历史学家的理论革新,尤为突出的有以下几个领域：

1、人的研究与平民史。在人类学研究中，可以说一直就具有平民倾向。虽然早期的研究中出现了“野蛮”等不恰当的西方文明中心的字眼;还有一些研究是一些政府的御用和利用(如对殖民地的研究)。但是整体来看，人类学还是比较具有学术的“清白”，他们的落脚点是“人”，而不是“社会”或者“历史”，对人的关注，好像现在对人权的关注，多少有利于解构国家精英的社会结构和他们刻意创造的历史结构。另外从尺度上，人类学的小尺度的研究比较接近现实，避免了宏观社会统计和历史理论的许多盲点。

不过更加重要的，还是人类学的批评性。艾吉莫(Goran Aijmer)曾经对传统的精英史学有如下批评：

历史的叙事(narrative)常常是当今政治话语的一部分，并因此涉及当今的关系。不同的见解——政治的、经济的或宗教的——它们恰好是叙事者生活世界中的，被转变成一种历史的语言和修辞，因而获得了新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你不可能辩论过去——已经发生的毕竟发生了，不可能被消抹。而一个包含了大量政治见解的历史不可能有反对的辩论(Aijmer 1997:4)。

如今，那种精英历史的权力话语正在动摇，特别是在开明政治的国家。

2、讲故事和连续的历史。年鉴学派史学家将传统的叙事史贬抑为“事件史”，归为“反复琐碎”(blow by blow)的历史(海伊 1999:35)。与之相比较，“连续”的第一个要点是结构的连续。年鉴学派早就强调一种涵盖全部人类活动、重视“结构”分析甚于事件叙述的历史学(伯克 2001:17-18)。而过往的研究特别是政治史将历史视为一些优先的事件，分裂了同一的结构。实际上，结构一开始就是在连续运动的事件中。历史变迁是结构和事件两者互补力量的结果(Ohnukitierney 1995)。人类学家盖茨(C. Geertz)在其印尼巴厘岛的研究中，也曾指出过往的印尼史学者试图写一种他们不拥有其素材的历史、一种关注重大事件、显赫人物和一系列时间编年的历史。他更主张拥有当地史料以及连续和过程的观点。他对零散的、琐碎的历史碎片的处理办法是通过民族志研究，阐释其结构的模式，提炼出历史的主线。(Geertz 1980)实践理论的人类学家萨哈林斯(M. Sahalins)曾经试图发展出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Sahalins 1985:72)，将结构的逻辑和时间的逻辑整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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