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一是指过去事实的记载;二是指已过去的事实;三是指经历，底细;四是指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进程，沿革，来历;五是指以过去的经历和事迹的痕迹;六是指历史学科。威廉希尔app 论文网为您提供历史论文范文参考，以及历史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论文写作中的难题。
一
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地区，在隋朝时期，是中原核心地区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河北始终是中原文明赖以存在的中心区域之一，用冀朝鼎先生创立的“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来概括，河北就是属于这个基本经济区的范围之内。[1] 对于王朝而言，所谓核心区域，就是“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2] 从历史上看，中国王朝的本部核心地区，自秦汉确立的定都关中，到北宋会聚的中原开封，再到元明清的迁移河北，可以看出，元朝以前的时代，王朝都城所建，始终在黄河的中游和下游地区;元朝以后则溢出该地，向北发展。[3] 本文所论及的隋朝时代，河北(南部)属于王朝的核心之地，但它距离都城还是十分遥远的。这个地区在隋朝如何发展和变迁，特别是隋朝用兵高丽，河北所发生的各项事件，不论对该地区还是整个王朝，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说它重大，是因为河北地区在晚期发生了一系列的农民造反和叛乱，使隋朝最终灭亡。说它深远，则是引发出唐朝中期以后河北的自行独立，并演化成晚唐五代河北契丹等民族势力的崛起和王朝的再建，并与中原王朝鼎峙而立，即所谓10世纪以后中国南北对峙局势的重现。正是在这个时代中，王朝的都城从关中转向黄河东部的开封地区。所以，河北地区在上述时代内，它自身的功用和地位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古时代整个王朝转化变迁的状况。本文所议论的河北，也正是从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但是，我在下文里主要着眼于隋朝的河北，隋朝以后的则有待于其他论述。[4]
二
关于河北的地理分区，唐人和唐以前有一定的区别。《通典》卷172《州郡二·序目下》记云：
自因隋季分割州府，倍多前代。贞观初，并省州县，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东 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陇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剑南道，十曰岭南道。[5]
就在此书的前一卷叙述隋朝地理划分时则说：“隋文帝开皇三年，迁都大兴城，遂废诸郡，以州治人。自九载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炀帝大业初，移治阳城，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三年，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布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大凡郡百九十，县千二百五十五，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矣。”[6] 这里丝毫没有涉及隋朝的地理区划问题，说明十道或十五道是唐朝的概念。《隋书·地理志》只是按照郡的级别进行排列，《通典》则是以古代的九州区划将河北划在古冀州的范围之内。又《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说：
至隋灭陈，天下始合为一，乃改州县为郡，依汉制置太守，以司隶、刺史相统治……。唐兴，高祖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7]
这段文字与上引《通典》的记载意思相同。说明十道的概念是唐太宗时出现的。若按此说法，隋朝在统一南北后，为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隋朝政府曾经进行多方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条理制度，而且对地方体制也进行清理和整顿，这里并没有道的设置。看来，道的产生应该是唐初的事情。隋朝没有对此有所作为，是否是社会尚未有所需求，抑或隋朝未及措意?我认为应属前者。《隋书》卷29《地理志上》记云：
高祖受终，惟新朝政，开皇三年，遂废诸郡。洎于九载，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炀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
这里将高祖和炀帝二人经营全国各地的措施说得清清楚楚，可见，当时对道的分化似乎尚无必要。[8] 那么，隋朝建立后，它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和经营是如何进行的?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第一，扬坚的隋朝是直接承袭北周，他没有通过战争一点一点打下来的，因而继承的是整个北方地区。在他当政前后，除尉迟迥、司马消难等数支力量起兵反叛后，基本上没有遭遇太大的波折。第二，杨坚朝廷经过8年稳定，又兼并了南朝陈。而在此之前后，隋朝又拿出很大的精力处置边疆问题。这持续文帝和炀帝，到它灭亡之际仍未解决。处在这样形势之下的河北问题，必然受整个局势的制约和影响。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将有讨论。在第三节里，我们简要地论述上文第二个问题。
三
《隋书》卷70史臣曰：
高祖北却强胡，南并百越，十有余载，戎车屡动，民亦劳止，不为无事。然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时雍，师无怨讟，诚在于爱利，故其兴也勃焉。炀帝嗣乘平之基，守已安之业，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雠，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天夺之魄，人益其灾，群盗并兴，百殃俱起，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讯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者也。可不谓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
同书卷82《南蛮传》：
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炀帝篡业，咸加八荒。甘心远夷，志求珍异，故师出于流求，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中之败。
这两段是将高祖和炀帝经营周边的政策和效果进行对比，指出高祖与炀帝的区别。过去史家对炀帝边疆政策多有指责，甚至征发高丽导致亡国，这样的批评史不绝书。但撇开炀帝周边政策及行为不论，这里都展示出隋朝的统治者对周边四夷之地有着全盘的战略意图的。[9] 崔瑞德说：
作为重新统一的中华帝国的主人，隋唐两代都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汉代的继承者。在六和七世纪，它们想收复汉朝领土的野心为中国在越南北部的扩张，为一再发动旨在恢复中国对以前汉朝在南满和朝鲜的领土控制的征战，和为占领位于通往中亚和西方的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王国的行动提供了动力。[10]
如上所言，文帝继承的是中原北方完整的土地，他所遇到大阻力不大，很快就将反对者消灭。所以文帝向周边地区深入，即开展第二层次的拓展，就成为隋朝立国强盛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隋书》卷62《刘行本传》：
(开皇初)于时天下大同，四夷内附，行本以党项羌密迩封御，最为后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闻南蛮遵校尉之统，西域仰都护之威。比见西羌鼠窃狗盗，不父不子， 无君无臣，异类殊方，于斯为下。不悟羁縻之惠，讵知含养之恩，很戾为心，独乖正朔。使人近至，请付推科。”上奇其志焉。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指出隋朝向四周开拓的政策，但是“天下大同，四夷内附”无疑地指明王朝强盛所必须具备的特征和传统。刘行本向文帝的上表我们虽不清楚是否被采纳，但从文帝收表后的态度可以想见，他所谈及王朝四土经略，的确是文帝的一项战略。就当时的局势而言，隋朝建立后所面临的形势也迫使统治集团做出决策。[11]《隋书》卷50《李礼成传》云：“时突厥屡为寇患，缘边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宁州刺史。”同书卷84《北狄·突厥传》说：
(突厥)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及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12] 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榆镇。上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以备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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