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代晋的情况却大不相同。
首先是东晋司马氏宗室还有一定力量。对他们，刘裕在代晋之前虽不断翦除，如公元415年打败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等，但由于当时南北对峙，不少宗室逃亡北方，甚至降附北方政权，这就不能不对刘裕构成一定威胁。如司马休之败后与司马文思、道赐等逃亡后秦。姚兴任用休之等回过头来“侵扰襄阳”。后秦灭，休之等又投奔北魏。其中司马文思直到宋文帝时还在被北魏用来对抗南朝[25]。另一宗室司马楚之因躲避刘裕屠杀，“亡于汝颍之间。……规欲报复，收众聚长社，归之者常万余人。刘裕深惮之，遣刺客沐谦害楚之(未成)”。楚之后亦降北魏，并且同样被用来构成对刘宋威胁。所以崔浩曾说，宋帝最怕北魏发兵南下，“存立司马，诛除刘族”[26]。再如《资治通鉴》卷一一八元熙元年条：“时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马文荣者帅乞活千余户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马道恭自东垣帅三千人屯城西;司马顺明帅五千人屯陵云台”。所有这些，就不能不使刘裕顾虑，如果一旦这些宗室在北朝支持下打回来，晋恭帝只要活着，马上会被重新拥戴，复辟晋室，在长期的司马氏为正统的观念支配下，自己的宋朝就很被动了。
从东晋末年刘裕团结北府兵将领起兵反对桓玄的统治起，到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止，统治阶级内部经历了一系列政变和战争[1]。我以为，其性质是逐渐兴起的低级士族借日益腐朽无能之高级士族遭孙恩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之机，向他们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而以低级士族基本胜利，在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原来的高级士族俯首称臣，和新贵合作而告终。低级士族的代表刘裕[2]，代晋后很快杀死晋恭帝，临终前选拔出以徐羡之为首之顾命大臣，以及这些大臣从显赫到覆灭，便是整个斗争的两个重要环节。
一
公元421年，即代晋的第二年，刘裕派人杀死了禅位后的晋恭帝。对于此事，古来激烈抨击的人甚多。如宋王应麟评论：“魏之篡汉，晋之篡魏，山阳(汉帝)、陈留(魏帝)，犹获考终，乱贼之心，犹未肆也。宋之篡晋，年而弑零陵(晋帝)，不知天道报施，还自及也。齐梁以后，皆袭其迹，自刘裕始。”[3]明王夫之说：“恶莫烈于弑君。篡之相仍，自曹氏而已然，宋因之耳。弑则自宋倡之。”[4]一直到清代的王鸣盛还在诅咒：“刘裕首行大逆，……其恶大矣。”[5]然而究竟为可魏文、晋武不杀前代之君，而刘裕却敢于开此先例呢?王应麟“乱贼之心，犹未肆也”的解释，显然是唯心主义的。王夫之有另一看法。他说：“宋武之篡也，年已耄，不三载而殂，自顾其子皆庸劣之才，谢晦、傅亮之流抑诡险而无定情，司马楚之兄弟方挟拓跋氏以临淮甸，前此者桓玄不忍于安帝，而二刘(裕、毅)、何(无忌)、孟(昶)挟之以兴，故欲为子孙计巩固而弥天下之谋以决出于此。”[6]这一段话虽然没有抓住要害，而且还有不准确的地方，如宋文帝不能算“庸劣”，傅亮在宋武心目中并不“诡险”等，但力图通过分析具体客观条件来探讨刘裕“弑君”之原因，比王应麟就高明多了。
为弄清此事，需先探究魏文、晋武为何不杀前代之君?
如所周知，魏文帝代汉时门阀制度尚在形成过程之中[7]，除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颖川荀氏等少数东汉已兴起之显赫家族外，后来形成的魏晋高门还基本没有定形。所以曹氏家族虽然被骂为“赘阉遗丑”[8]，然跟随曹氏平定北方的将相大臣原来社会地位一般也不高。如魏文帝代汉前后的三公贾诩、华歆、王朗，出身既非望族，上代亦无显官[9]。其中贾诩“少时人莫知”[10]，华歆早年曾共管宁“园中锄菜”[11]。他们赖曹氏父子拔擢而飞黄腾达，自然感恩戴德，对禅代积极支持。另一些大臣如颖川钟繇、颖川陈群，虽出身著姓，上代为名士，然因汉末战乱，献帝播越草莽，受人摆弄，汉室早已名存实亡;再加这时社会上门第观念还不很深[12]，繇、群均忠于曹氏，舆论也并不以为非。曹操封魏王，钟繇任魏相国，陈群为御史中丞。曹丕曾赐繇铭：“厥相惟钟，实干心膂”[13];代汉后又以他为太尉，陈群为尚书仆射、尚书令(实际上的宰相)。二人之受信任可知。《世说新语》注载，魏受禅，文帝问陈群曰：“我应天受命，百辟莫不说喜，形于声色;而相国(华歆)及公独有不怡者，何邪?”[14]似乎二人还留恋汉室。李慈铭据歆、群一贯党附曹氏之行径指出这并非事实，“不怡”云云，乃出华氏子孙附会[15]。其说诚是。然自汉献帝都许以来，二十多年中，忠于汉室之力量已被翦除殆尽，不仅谋反、公开对抗的董承、孔融、伏完、耿纪等人相继伏诛，而且立下大功、但不支持曹氏代汉的荀彧也未能免死，“百辟”越来越清一色了，所以“莫不说喜”的话，或许还不会假。这些都说明，曹丕代汉所得到的统治阶级中的支持比较广泛。另一方面，到曹丕即位前后，军事大权多掌握在比较有才干的曹氏子弟和心腹手中。如曹仁为大将军，都督荆、扬、益三州诸军事，曹休为镇南将军，曹真为镇西将军，全位居都督，手握重兵。此外和曹氏关系极亲密的夏侯氏，如夏侯楙(曹操女婿)为安西将军，夏侯尚为征南将军，也都任都督，居方面。在京都，“都督中军宿卫禁兵”的则是曹操以来最受“爱待”、“亲近”的死党许褚[16]。这些又说明，曹丕代汉军事上也十分有把握。
在这种条件下，汉献帝几乎成了孤家寡人。据万斯同《历代史表》，到禅位时，献帝周围的三公九卿只设张音一人，政事已全归魏国诸臣。而张音的使命就是以太常行御史大夫的身份代表献帝“持节奉玺绶禅位”[17]。正如一年前陈群所说，这时的汉室，“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18]。正因如此，魏受汉禅后政局稳定，未爆发任何叛乱;孙权也“使命称藩”[19]。刘备虽然对抗，但他借机自立为帝，并不以复辟献帝为号召。整个形势既然如此，曹丕还有什么必要杀掉汉帝，而不是极力优待，甚至允许“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20]，使极少数站在汉室一边的人无话可说呢?
晋武代魏的条件更加优越。当时门阀制度虽已进一步发展，然司马氏本身就是河内大族，司马防仕汉至京兆尹，子朗仕汉为名刺史，懿仕魏至太傅、丞相、相国等，有足够的声望以代曹氏[21]。特别自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消灭曹爽，随后又相继平定了王凌、毌丘俭、诸葛诞等拥魏势力的反抗，曹魏君主“威权日去”，十分孤立。正如王经对高贵乡公所说，“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因此当高贵乡公率兵讨司马昭时，无异以卵击石，被轻易杀掉后还加上种种莫须有罪名，“废为庶人”[22]。正如后来吴国张悌所说：“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本根固矣，……奸计立矣。”[23]所谓奸计，便是指司马氏羽翼已丰，代魏只是时间问题。因而几年以后当代魏条件更加成熟时，晋武帝坚信自己统治之稳固，受禅后不但不杀魏帝，而且“比之山阳(汉帝)，班宠有加焉”(如允许“载天子旌旗，……礼乐制度皆如魏旧”等)[24]，也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刘裕代晋的情况却大不相同。
首先是东晋司马氏宗室还有一定力量。对他们，刘裕在代晋之前虽不断翦除，如公元415年打败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等，但由于当时南北对峙，不少宗室逃亡北方，甚至降附北方政权，这就不能不对刘裕构成一定威胁。如司马休之败后与司马文思、道赐等逃亡后秦。姚兴任用休之等回过头来“侵扰襄阳”。后秦灭，休之等又投奔北魏。其中司马文思直到宋文帝时还在被北魏用来对抗南朝[25]。另一宗室司马楚之因躲避刘裕屠杀，“亡于汝颍之间。……规欲报复，收众聚长社，归之者常万余人。刘裕深惮之，遣刺客沐谦害楚之(未成)”。楚之后亦降北魏，并且同样被用来构成对刘宋威胁。所以崔浩曾说，宋帝最怕北魏发兵南下，“存立司马，诛除刘族”[26]。再如《资治通鉴》卷一一八元熙元年条：“时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马文荣者帅乞活千余户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马道恭自东垣帅三千人屯城西;司马顺明帅五千人屯陵云台”。所有这些，就不能不使刘裕顾虑，如果一旦这些宗室在北朝支持下打回来，晋恭帝只要活着，马上会被重新拥戴，复辟晋室，在长期的司马氏为正统的观念支配下，自己的宋朝就很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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