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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的新著《白银资本》表面上致力于颠覆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学和社会理论，而实际上却成为对欧洲人的聪明才智与独创性最热情的讴歌和赞美。可以说是弗兰克发现了真正的欧洲奇迹。由于弗兰克对所有那些从不承认自己有欧洲偏见的学者和思想家发动了不懈的攻击，所以他本人成为鼓吹欧洲奇迹事实上的领头羊，这的确是有些令人吃惊。即使是按照兰代斯(David Landes)的标准来看，弗兰克对欧洲奇迹的吹捧也显得太过分了。
《白银资本》的中心议题，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1500年以降就存在着一个单一的全球世界经济，具有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1998：52;2000：90)①弗兰克在序言的第一句话里就告诉我们，该书的基本宗旨是“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1998：xv;2000：1)。对于读者来说，这里有两个问题。这个中心议题是真实的吗?如果是，弗兰克的著作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让我们来分别考察这两个问题。
我们必须弄清楚这里所谓中心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按照弗兰克的叙述，它似乎是这样的：从1500年以降，确切地说是从1500年到1800年(因为关于1800年以后的历史研究争议要小得多)，全球而不仅是它的某些部分通过一个单一的劳动分工体系而联系在一起。弗兰克还加上一条“和多边贸易”，不过在我看来这纯属画蛇添足。因为如果存在着劳动分工，就必定存在着贸易，而且这种贸易几乎必然是多边的。应该提出的问题恰好相反：如果存在着贸易，是不是必然存在着单一的劳动分工体系?
这种争论和欧洲中心主义有什么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弗兰克也是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的。他希望证明“从一种全球视野来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1998：xiv;2000：2)。弗兰克说是亚洲，但实际上他书中主要谈论的是中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弗兰克建构了一个重要性的等级结构：中国位于顶端，印度处于中间，欧洲则被打入底层。奥斯曼-阿拉伯地带在他的大部分论述中非常奇怪地消失了。无论如何，弗兰克宣称他一举“摧毁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拉尼、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历史的、反科学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根基”(1998：xv-xvi;2000：2)。我是不是应当说一些不胜荣幸或受宠若惊之类的客套话呢?
弗兰克在序言里还提出两个值得分析的问题。一个是“把世界经济或世界体系称作‘资本主义的’究竟意味着什么?”(1998：xv;2000：6)。第二个问题是弗兰克断言“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兴起’来得比较晚，而且比较短暂”(1998：xxiv;2000：13)。
在序言里资本主义还被小心翼翼地描述为某种意义可疑的东西(“如果毕竟有点什么意思的话”)，但是到了第15页就变成了“马克思想像的产物”。按照弗兰克的看法，资本主义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如果它毕竟存在的话，也是自从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不是在历史时间里某些时刻和某些地域的区别性特征。它既不是一个体系，也不是一种生产方式，更不是一种可以认识的现实。我们应当告诉那些竟然敢于反抗资本家的野蛮暴行的蒙昧无知的人们，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是不存在的。可怜的弗兰克，他本人曾经不遗余力地投身于这种反抗斗争，今天他似乎对此深表遗憾。
“西方的兴起”成了弗兰克的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他所建立的分析框架里根本无法说明西方的兴起，不管它是怎样地姗姗来迟和昙花一现。然而，即便是弗兰克也无法完全抹煞欧洲的财富、军事力量以及对世界的帝国主义统治，至少是在1800年-1950年期间。由于不能给出任何可能的解释，欧洲的霸权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奇迹。这并不是说弗兰克对此完全没有作出解释。他的解释是：“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1998：4-5;2000：26)但是请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暴发户能够“强行分沾”你的市场的好处并且从你的背上往上爬，那么你的支配地位究竟是什么意思?弗兰克使用的另一个隐喻也未能把故事讲得清楚一些：“我的观点是……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车厢座位，然后又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的火车头的位置。”(1998：37;2000：69)这是一个穷人如何发家致富的故事。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从穷光蛋变成阔佬，只有那些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而且具有新教伦理的人，才能够享有致富的光荣。不过隐喻已经够多了，还是让我们书归正传罢。
弗兰克是如何证明从1500年到1800年期间(有时候他说1400年-1800年)存在着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而亚洲在这个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二章《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1400年-1800年》以比较审慎的方式开始，但到结束时就相当直率了。最后一节题为《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总结》，认为直至18世纪末这个世界经济(世界和经济之间从来不用连接号，因为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世界经济，不管是同时的还是前后相继的)，包括“省际、地区间和构成世界体系性的国际间的经济关系……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这种现实“体现在贸易平衡和货币流向的全球模式中” (1998：126;2000：181-1)。现在我们知道，贸易平衡和货币流向被用来作为单一世界体系的存在和亚洲的主导地位的关键证据。我们是不是应当这样来理解弗兰克呢?他现在终于恢复了他长期以来嗤之以鼻的芝加哥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身份?
他是怎样论证贸易平衡的?他告诉我们，有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的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1998：126-7;2000：181)。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因此，这三个地区都能够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似乎不能生产任何其他地区的其他人所需要的任何商品。于是无能的欧洲人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来过日子。照弗兰克这样的描述来看，欧洲人简直连街头吃白相饭的泼皮无赖都不如。
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经济的中心”(1998：127;2000：182)，中国比印度又更胜一筹。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当然是靠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绝对和相对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它们的贸易才能保持“最大的顺差”，尤其是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1998：127;2000：182)。在这里弗兰克提到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关于13世纪世界体系的论述，这个世界体系由八个互相重叠的椭圆形地区特别是其中的三个主要地区构成。阿布-卢格霍德强调各个区域发挥大致相等的作用，但这一点让弗兰克感到不满意。他喜欢另一种区域化的模式，一种“可以表现为同心圆”的模式(1998：129)。他所画的同心圆似乎相当精确：扬子江流域和中国南方处于最中心，接下来的一环是中国的其他地区，然后是滨下武志所描述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然后是亚洲地区圈或亚非地区圈，最后是在这个地带之外的欧洲和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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