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与旱涝灾荒的多发有关。如果说，上述小冰期常年气候往往被人们所忽略，那末，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对社会的冲击力更为巨大的所谓“气候的极端事件及其发生频率”。这气候的极端事件，便是大旱大涝大寒的自然灾害。
据王业键、黄莹珏的研究，华东、华北地区气候的冷暖周期与旱涝多寡有关。冷期自然灾害较多，正常年相对较少;暖期自然灾害较少，正常年相对较多。[11] 他们利用《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12]，求得华东地区每10年中“正常年”、“旱涝年”出现频率的百分比：“正常年”在暖期(清康熙四十年～嘉庆二十五年，1701～1820)约占60%;冷期(明天启元年～清康熙三十九年，1621～1700;嘉庆二十五年～光绪十六年，1820～1890)约占28%及31%。“旱涝年”在暖期(清康熙四十年～嘉庆二十五年，1701～1820) 约占40%;冷期(明天启元年～清康熙三十九年，1621～1700;嘉庆二十五年～光绪十六年，1820～1890)约占72%及70%。又求得冷暖期每10年中“正常年”、“旱涝年”出现频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正常年”出现的最大值，暖期是53%及54%，冷期是45%及48%;“正常年”出现的最小值，暖期是20%及25%，冷期是13%及18%。相反，“旱涝年”出现的最大值，暖期是80%及75%，冷期是88%及83%;“旱涝年”出现的最小值，暖期是48%及46%，冷期是55%及53%。华北地区同样——冷期灾害较暖期为多，“正常年”的最大值及最小值均小于暖期;“旱涝年”的最大值及最小值均大于暖期。[13]
第三，影响粮价。然王业键、黄莹珏的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粮价上涨主要与“气候变化的极端事件”紧密相连;粮价峰值通常出现于当年或1、2年前有重大或连续的自然灾害发生之时。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涨落并无明显关系——冷期粮价未见上升，暖期未见粮价下跌。如17世纪与19九世纪的冷期，粮价呈现下降;18世纪的暖期，粮价却温和上升。这说明，人口、货币等因素对于粮价长期变动的影响，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大。[14]
第四，影响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在我国历史上，北方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交接地区由于热量水分条件的不同，湿润程度自东向西由温润、半湿润、半干旱至干旱过渡，存在着一条农牧业过渡带。其大致走向为：北起东北的大兴安岭东南麓，经辽河中上游，沿阴山山脉向西，经河套、鄂尔多斯高原东缘南下，直到云南西部。南北宽几百公里，东西长几千公里。过渡带东南部季风区主要为农耕区;西北部干旱区和西南部高寒区主要为牧业区。过渡带内，农牧并存，各自独立经营。过渡带的进退推移，反映出在气候环境影响下北方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政治、经济势力的消长以及疆域、政区和产业布局的变化。
邹逸麟认为，明清时期北方农牧过渡带有过明显的推移。明代初年，农牧过渡带的北界大致为阴山、大青山斜向东北至西拉木伦河上游南侧一线。15世纪初，因气候转寒农牧过渡带有所内缩，明朝卫所军队及其家属的生存无法靠农耕维持，内迁至长城以内，军队从军屯自给，变为国家提供军饷，明朝由此加赋1200万两，成为财政窘迫的滥觞之一;18世纪前期，北方气候一度转暖。《热河志》所载乾隆御制诗中反映当时秋季气温较高、雨水较多的诗句很多。如“关外逢秋热，忽如夏杪时”;“今秋已过闰，情知凉应速。此热实利稼，秀实催嘉谷”;“木兰九月雨，秋暖实异常”。又如“气候自南北，其言将无然。予年十二三，仲秋必木兰。其时鹿已呦，皮衣冒雪寒。及卅一二际，依例往塞山。鹿期已觉早，高峰雪偶观。今五十三四，山庄驻跸便。哨鹿待季秋，否则弗鸣焉，大都廿年中，暖必以渐迁”。可知，北部气候转暖，大约延迟一个节气。农牧过渡带的北界应该是自然条件允许的最北界、无灌溉旱作的最西界;其西段大致为阴山、大青山北麓的海流图、百灵庙一线;中段大致为大马群山、小滦河上游一线;东段大致与大兴安岭南端相接，沿岭东斜向东北。西段原黄河河套地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水利资源丰富，秦汉都曾开发为发达的农业区，明中叶后农牧均衰，一片荒凉。康熙末至乾隆年间，内地人民不断涌入，土默特左右二旗地“迷漫千里，悉皆腴壤，人居颇广”。中段康熙以后内地大量移民出口垦殖。雍正二年(1724)，出边汉民于察哈尔右翼四旗私垦农田近3万顷，“自张家口至镶兰旗察哈尔西界，各处山谷僻隅所居者万余”[15]。雍正十三年(1735)清廷曾一次开放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土默特地区4万顷土地招民垦种[16]。乾隆初，归化城郊“开垦无复隙土，大成村落”，蒙、汉、回等族居民，人烟凑集，出城西行至河套、向北直至大青山下，皆有“山西人携家开垦”，“散布山谷间，山土饶沃”[17]。乾隆八年(1743)，归化城土默特旗的75000余顷土地中，牧地只占14 268顷，农耕已居主位。[18]东段今内蒙赤峰和辽宁凌源、建昌一带因地近长城与内地连成一片，农业发展较早且速，康熙年间汉人趋之日众，18世纪中叶，成为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区[19]，嘉庆初边禁放松，内地大批农民携眷出口垦耕。嘉庆十五年(1815)“热河迤北一带”，“山广平原，尽行开垦”[20]。道光年间，开垦较晚的喀喇沁右旗也因“商民日集，占垦地亩日广”，终致“蒙古人无地牧放牲畜”[21]，最终完成了半农半牧区向农业区的转化。而雍正、乾隆年间在长城以北设置一系列与内地体制相同的厅、州、县制，也是农耕区北展的反映。可知，农牧过渡带北移，是康乾时期农业经济呈显盛世气象的重要原因和结果之一。温暖气候大致延续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嘉庆、道光年间，而后转冷，出现多次寒冬[22]。咸丰年间，原在康雍乾农业兴旺的归化城一带，仍成“苦寒之地，春末开冻，秋初陨霜，统年燠少寒多，禾稼难以长发，稻梁菽麦本非貊地所生，蒿子油莜变皆视为嘉谷，劳于耕作，而薄于收成”[23]。大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出现短暂的温暖气候，这就是清末光绪年间大规模开垦蒙地的地理背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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