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里重要的倒不是馆臣们撰写的“提要”中有一处或几处错误，而是其中反映出的馆臣们对历史和中国以外的世界极大的无知。要知道，编修《四库全书》的馆臣们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最高知识水平!

同样的情形其实不限于此。《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在《佛国记》之后，收入的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馆臣们为《大唐西域记》撰写的“提要”正好以《佛国记》作比较：

“昔宋法显作《佛国记》，其文颇略,《唐书?西域列传》较为详核。此书所序诸国，又多《唐书》所不载。史所录者，朝贡之邦，此所记者，经行之地也。…… 所述多佛典因果之事，而举其地以实之。晁公武《读书志》称，元奘至天竺求佛书，因记其所历诸国。凡风俗之宜，衣服之制，幅员之广隘，物产之丰啬，悉举其梗概，盖未详检是书，姑据名为说也。我皇上开辟天西，咸归版籍，《钦定西域图志》，征实传信，凡前代传闻之误，一一厘正。此书侈陈灵异，犹不足稽，然山川道里，亦有互相证明者。姑录存之，备参考焉。”[4]

这与讲到《法显传》的态度并无二致。馆臣们不知天下变化的大势，而只以“钦定”为真理，其气度完全不可与魏晋南北朝时相比，遑论汉唐!

回顾中国近两三百年的历史，在这个时候，这样的自满与无知还只是开始。这种情形要延续到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到鸦片战争发生，中国人才不得不“睁开眼”去发现外部的世界，并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四库全书编撰时间大致在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的十年之间(1772-1795)。在此之后不到一百年，《西域记》也包括《法显传》等书的价值却被当时西方以及在印度与中亚活动的西方考古学家所认识到，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标志之一，就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这几种书的西文的翻译。

二、十九世纪

在欧洲，最早注意到《法显传》，并将它翻译成法文的应该是法国学者Abel Rémusat。Rémusat是法兰西学院第一位汉学教授，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有着广泛的兴趣。后来在法国形成气候的汉学及中亚研究的学术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他开始的。Rémusat翻译的法文本《法显传》，原书我没见过，国内似乎也很难找到，只知道这个译本曾经经过增补，1836年在巴黎出版过。[5]

《法显传》在欧洲的第二个西文译本是Samuel Beal翻译的英文本，题目是Travels of Fa-hsian and Sung-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 (400 A.D. and 518 A.D.)，1869年在伦敦出版。Beal原是一位英国传教士，清代来华。他翻译过好几种书，其中《大唐西域记》最为著名。他后来对《法显传》的这段翻译，又做过修改，放在他翻译的《大唐西域记》前面。[6] 平心而论，现在看来，Beal的翻译质量并不太高，研究也很一般。但Beal的这个译本，与他翻译的《大唐西域记》一样，在英语世界，是最早的译本，所以直到今天，在西方及印度仍不时还有人提到并引用。

在Beal之后，又有一位英国学者做过翻译《法显传》的工作，这就是剑桥大学的Herbert A. Giles。Giles翻译的《法显传》，题目是The Travels of Fa-hsien (399-414 A.D.)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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