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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校注序

2013-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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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洛陽伽藍記與北魏佛教

我國南北朝時代,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較落後的北魏拓跋王朝,百六十年間留下的著作不多,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酈道元的《水經注》、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可稱北魏的三部傑作。《齊民要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而有科學價值的農書。《水經注》是一部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的地理書。《洛陽伽藍記》以記北魏京城洛陽佛寺的興廢為題,實際記述了當時的政治、人物、風俗、地理以及掌故傳聞,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和歷史價值。這三部書因鈔刻舛誤,錯字脫文太多,都很難讀。《水經注》一書,清代的學者,從全祖望、戴震到王先謙、楊守敬,都還下過不少的工夫,而其他兩書,校訂注釋的工作,不是絕少人做,即是有人做了,也還不够。這就是《洛陽伽藍記校注》一書的來由罷。

我們知道,南北朝時代是承魏晉以來五胡十六國長期大動亂的時代,也就是黃河流域南北兩岸人民大遭苦難的時代;同時它是我國中古時期宗教狂熱的時代,也就是佛教臻于極盛的時代。歷史告訴我們,當人民受到階級壓迫或民族壓迫還反抗無力之時,往往會產生對美好的來世生活的憧際。宗教就利用其對美好的來世生活這一幻想來安慰他們,麻醉他們,使他們能够忍受在現實中遭過到的一切痛苦。而在剝削階級或壓迫民族的統治者中就利用宗教馴服人民的這一精神武器,作為緩和階級矛盾或民族矛盾以鞏固其統治權力的一種有效工具。又在宗教本身也必須依靠統治者的力量來達到它推行教義和牟取僧侶特權的目的,正如晉釋道安說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 [1] 我想這就是南北朝時代何以成為我國歷史上宗教狂熱時代的一個大原因。王昶在《今釋萃編》總論北朝造像諸碑時早已接觸到了這一點。

南朝梁釋僧祐《弘明集》,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反映到這一時代關於宗教的發展及其在敦理上和政治上的鬥爭。魏收《魏書》特撰《釋老志》,記載了這一時代北魏王朝的宗教史實。雲崗、龍門、敦煌等石窟都留下了這一時代北朝方面的佛教藝術,最可珍視的是造像和壁畫。《洛陽伽藍記》也特寫了這一時代北魏王朝遷都洛陽以後的佛教寺塔。

二  北魏建都平城時期的佛教

北魏王朝遷都洛陽以前對於佛教是怎樣的情形呢?

北魏崛起於極北鮮卑游牧民族,[2] 到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天興元年(東晉安帝司馬德隆安二年公元三九八年)定國號為魏,遷都平城,開始營宫室,建宗廟,立社稷,[3]纔算具有國家規模,初步完成了向漢族封建社會轉化的過程,同時也開始了修建佛寺。《釋老志》載着拓跋珪的詔書說:

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歿。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廣弘明集》還載拓跋珪的《與朗法師書》,遣使者送太山朗和尚“素二十端,白氊五十領,銀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