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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白寿彝先生治学领域宽广，对许多学科的开创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其中，民族史、通史、史学史的研究在他的学术规模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年，他走着一条由民族史、通史而史学史的治学道路，后期，又将这三者高度统一起来，融会贯穿。他的史学史研究，有着鲜明的特点，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关 键 词]白寿彝 治学经历 史学史研究 通史 民族史
一 由民族史、通史而史学史的治学历程
1987年，白寿彝先生曾概述自己的学术工作说：“现在我的学术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一个是主编回族人物志，……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1]也就是说，白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通史、回族史和中国史学史三个方面。这种治学局面的出现，是白先生一生治学发展的必然趋向。这里面，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原因。
白寿彝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南开封的一个回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青年时代，他是一位对本民族富有深厚感情的爱国青年。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在河南与友人发起河南回民沪案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远大志向。他热爱本民族，关心本民族的历史和前途。1935年，他才26岁，就创办《伊斯兰》半月刊，并在第四期上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论述回教史研究的重要性及收集史料应采取的步骤，开始了他研究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学术生涯。解放前，他发表的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和著作主要有：《回教的文化运动》(1937年)、《中国回教小史》(1942年)、《元代回教人与回教》(1942年)、《中国伊斯兰史纲要》(1946年)，编有《咸同滇变见闻录》(1942年)、《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1948年)等。白先生的这些论著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发表的，当时，国民党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根本不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只承认是回教徒。若说回回是一个民族，会招来各种迫害，其研究成果也难以发表，在这种情况下，白先生研究回族历史，不得不使用“回教”的提法。在这些论著中，白先生对回回民族的来源、回回民族的形成、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这些前人未曾提出或未曾解决的问题，皆给予富有说服力的回答。他在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具有开拓性意义。[2]
解放以后，白先生在回族史方面发表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如《回回民族的新生》(1951年)、《回民起义》、《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1957年)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指导编写《回族简史》。随着他的史学思想的成熟，他提出用综合性的体裁编写多卷本的《回族史》，认为《回族史》(多卷本)应分为四个部分来编纂。[3](P242)他此后主编的四册《回族人物志》，实际是他设想的多卷本《回族史》的第四部分。
白寿彝先生的回族史研究，与他的中国通史研究，可以说是并驾齐驱，而且相互促进的。从时间上看，白先生的回族史研究，起步更早一些。由民族史而中国通史，使得他对中国通史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
白先生研治中国通史，可以追溯到1936年《中国交通史》的撰写。《中国交通史》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是近世以来第一部交通史专著，出版以后，得到较高的评价。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曾说到它，认为它是王云五、傅纬平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精善的”一种。这本书虽然不是中国通史类的著作，但对白先生治通史却有相当大的影响。几十年后，白先生仍认为：“从我个人治学的进程上看，本书的写作，有它积极的意义。我对于通史的兴趣，对于划分历史时期的兴趣，对于寻找时代特点的兴趣，都是从写这本书开始的。”[1]《中国交通史》是一部交通通史，作者从夏写到最近(1936年)，内分五期：先秦、秦汉、隋唐宋、元明清、通商以后，并分别指出各期的特点，目的是把“这样长的历史写出个头绪来”。[1]通过这本书的撰写，作者既获得了治史的趣味，又在治史方法上进行了探讨和实践。紧接着，白先生在1938年开始进入教育界，先后在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文史系、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解放以后，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在五十多年的讲台生涯中，中国历史始终是他担任的重要课程之一，如1940年在云南大学，他讲授中国上古史;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开设春秋战国史;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中国通史，始用缪凤林的《中国史略》为教材，后改用自己编写的讲稿。[4](P469)在北京师范大学，从1950年到1966年间，他几乎讲遍中国各时期的断代史。五十年代，带领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努力改进历史教学，为外系开设中国通史。[4](P470)在这个领域的长期耕耘，使得白先生在中国通史方面有着深厚的积累。1980年以后，他把精力集中到通史撰述上，决不是偶然的，是由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作基础的。
白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始于20世纪40年代。四十年代初，他在云南大学讲学，在文史系主任楚图南的建议下，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早在1928年，白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呼吁整理国故的学者们从事系统的工作，以创造新文化，并主张中西并用，取其所长。也就是说，这时他已有了创造新文化，必须善于总结传统文化，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思想。现在看来，他这篇论文，对他一生的治学，特别是以后走上研究史学史的道路，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四十年代初，他之所以鼓起勇气，敢于承担史学史这门新课，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些解释。那时的史学史教学，没有专书，更没有教学大纲，教师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讲授，大都是一部史书一部史书地介绍，史部目录解题式的气味甚浓，“史”的特点不突出。白先生在讲这门课时，也没有摆脱这个局限。他一边学一边讲，第一次讲到唐，第二次就续到清。对一些重要史书，重点研读，详细讲述。他对这种史部目录式的讲法并不满意，认为就像许多珍珠，缺少将它们贯穿起来的线。1943年，他读到朱谦之在193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阶段性的发展》，很感兴趣。朱氏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分成三个大的时期，即故事式的历史时期，教训式的历史时期，发展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又分几个阶段。白先生在讲课中，吸收了其中的观点，试图找到贯彻中国史学发展的线，但依然没有成功。白先生四十年代的讲义已无从见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有1946年5月在昆明五华书院发表的学术演讲——“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白先生将中国史书体裁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5]四个时期的划分，是从史书体裁本身在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点得出的，突破了简单以朝代作划分标志的格局，是作者试图系统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的反映。四十年代，有关中国史学史的专著已出版了几部，其中尤以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影响最大。白先生在佩服金氏博闻强记和驾驭材料能力强的同时，对金氏把精力过多地用在书目考据上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表明白先生对史学史的作法，有着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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