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森在梁启超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坚持这一基本观点。他认为梁在理智上离开了中国传统，但在感情上仍然依恋着中国文化，然而除了这种情感上的联系，传统与现代之间有着很强的非连续性。列文森的这一观点受到许多人的挑战，特别是两位美籍华裔学者张灏和黄宗智，他们都对此进行了批驳。张灏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1971年)一书中指出，当梁启超排斥传统思想的某些方面时，他在理智上仍认同其它一些方面，所以，“毫无保留地认为梁当时理智上已疏离中国传统，这将忽视他思想的辨别力，并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复杂性作出错误的判断”[6](P81)。黄宗智在《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1972年)一书中强调，“梁启超无论在情感上与理智上都依恋着他的传统，特别是依恋着他得自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7](P34)。
梁启超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直为许多学者所关注，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厘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梁启超思想的特点和他所处时代的精神特征。在海外梁启超研究中，列文森率先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重点考察。不论其提供的答案是否正确，单就提出问题这点而言，列文森是锐敏而深刻的。不过，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人物，列文森整齐划一的模式确实有失简单，张灏和黄宗智的研究弥补了列文森的不足，他们都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复杂性和自身发展动力给予充分重视，揭示出梁启超思想特别是他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复杂性。
列文森关于“现代中国的三部曲”—《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本，是其最重要的著作，它的出版进一步奠定了列文森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是书出版后，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杜维明曾经这样说道：“《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一部现代经典，西方‘中国研究’一个时代的象征。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够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尽管七十年代以来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人们却始终无法回避它所提出的问题。”[8](封四)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中心论旨是中国儒家文明的现代命运，“这是现代最重要和最具吸引力的问题之一”[9]。具体而言，列文森所要倾力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亚洲所有伟大的文化传统中只有中国经历了与其过去——儒家秩序的断裂，而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其它文化传统在进入现代世界时则保持了连续性?为什么共产主义能够在与儒家传统发生断裂的中国获得成功?列文森在这部皇皇三册的巨著中，从哲学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层面，详细分析了明、清以降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各派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生动描述了儒家在现代中国发展中的曲折命运。
列文森指出，19世纪以后西方冲击对中国近代思想、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阐述这个问题时，他运用了“词汇”和“语言”(Vocabulary and Language)的比喻。他指出，19世纪以后西方冲击对中国近代思想和近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不是“词汇”的变化，而是“语言”的变化;不是量(quantity)的变化，而是质(quality)的变化。在他看来，佛教对儒家思想的冲击，属于“词汇”的变化;而19世纪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则可称为“语言”的改变。为什么前者只是“词汇”的变化，后者却是“语言”的改变?列文森说，“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没有对中国整个社会产生过冲击，它与中国的接触仅限于思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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