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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中长期以来并没有交通史的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司马迁那号称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史记》，以及班固的《汉书》，都有记载社会生活重要内容的 专篇——‘书’和‘志’，交通非但不能单独成篇，各志书中所涉及的相关内容也不多 。刘向、刘歆父子所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其中也没有交通这一类目 ，因为那时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著述。两晋司马彪所撰的《续汉书》创设了《舆服志》， 有了记载车辆的内容，与交通史有密切关系，可惜志书的用意是在阐明礼制，虽然罗列 了不少车的名目，却反映不出交通运输的真实面貌。不但是秦汉时代，整个中国古代的 知识体系中，交通始终没有独立地位。这从清代一万卷的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分 类中就可看出。”(赵瑞民：《采铜于山，熔炼新篇——读<秦汉交通史稿>=，《中国 书评》总第3期，1995年=在正史的结构中，只有《舆服志》、《车服志》等涉及交通等 级制度。而二十五史中，北宋时将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配入《后汉书》，此外， 如《晋书·舆服志》、《南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宋史·舆服志》 、《辽史·仪卫志·舆服》、《金史·舆服志》(注：《新唐书·仪卫志》、《宋史· 仪卫志》和《金史·仪卫志》等也有涉及交通等级制度方面的内容。)、《元史·舆 服志》、《明史·舆服志》等，只有9部史书有记述相关内容的“志”。可知以“舆服 ”、“车服”制度勾画的“交通史”，也是片断不完整的。

《清史稿》则于承袭《舆服志》而外，又始创《交通志》体例。其内容为《交通志一 ·铁路》、《交通志二·轮船》、《交通志三·电报》、《交通志四·邮政》。《清史 稿》的编写，从1914年至1927年。其《交通志》的设置，体现了20世纪新的历史观和文 化观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不过我们看到，“铁路”、“轮船”、“电报”、“邮政” 诸类别，都是新的交通形式。而传统交通形式或于《舆服志》有所透露，而大部分有关 交通状况的信息，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但是，交通史，包括交通发展的历史以及历 史上的交通状况和交通的历史作用，毕竟已经开始引起学界关注。

进入20世纪之后的一百年，中国交通史的研究由创始而繁荣，治交通史的学者历经艰 苦的耕耘，也取得了丰饶的收获。

一

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中讨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时所说：“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 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传统史学体系开 始动摇。20世纪20年代初问世的王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篇幅不过6万 余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近世交通史”三编，各编均列有“中国 ”、“各国”、“综论”三章。全书以70%的篇幅论述中国历代交通，因而就中国交通 史研究而言，可以称作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著作。此后不久，又有袁德宣《交通史略》( 北京交通丛报社长沙铁路协会，1928年)出版。这两部专著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仍然显 示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交通史作为史学新领域的最初开辟，表现出史 家视野有所开阔，观念有所革新。

白寿彝著《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 是第一部较全面地综合研究中国历代交通史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五篇，分述先秦时代、 秦汉时代、隋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及现代中国之交通，对于交通路线、交通设施、交 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述。这部著作出版两年后就有日译本刊行东洋，在中国更 多次印行，发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中国交通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因此正式奠立。

此后数十年，中国交通史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步。不过，在王倬、袁德宣、白寿 彝之后，除了几种有通俗性普及性特征的交通史读物外，少有以“交通史”命题的综述 历代交通发展的专著问世。30年代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撰出版的《交通史 路政篇》(1935年)、《交通史航政篇》(1935年)、《交通史邮政篇》(1935年)、《交通 史电政篇》(1936年)、《交通史总务篇》(1936年)等，实际上主要都是部门交通史，而 所论说分析的交通史的年限阶段亦偏于晚近。同样可以归入部门交通史范畴的研究成果 ，又有多种中国公路史、中国铁路史、中国航运史、中国运河史等研究专著。除了部门 交通史之外，断代交通史、区域交通史也得以创生和发展。这一现象，反映交通史研究 已经跨过粗略笼统进行历史总结的“概说”的阶段，治交通史的学者已经注重以更深入 的研究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交通历史发展的全景。

交通史的断代研究和分区研究，即取某一时间阶段或空间范围为限定对象的交通史研 究，是综合的交通史研究的基础。

作为交通史断代研究的成果，严耕望自谓“耗时四十年，文繁两百万”的巨制《唐代 交通图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1985年)，堪称具有经典意义的名著。其 成就在于以所论证的若干史实，描绘出了唐代交通的完整图景，其中多有极其重要的发 现，然而又绝不仅仅是罗列有关交通的史料而已，对于交通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的关系亦有透彻的论述。

《唐代交通图考》是规模与价值均有空前之意义的交通史巨著。严耕望总结其研究所 获超出事先所能相像者，列举10例：1.“如松潘高原，向视为荒芜绝境，人迹罕到;乃 其实，自汉末至南北朝以来，岷岭、松潘草原即为西北河湟青海地区南通长江流域之一 要道。”2.“唐蕃兵争之核心在河湟青海地区，盖地形所限，两国交通惟此为坦途也。 故唐人于此极力经营，州军镇戍星罗弈布，前人皆蒙然莫辨。经此详考，当时唐蕃兵争 之形势，使臣商贸之进出，皆得按图指证。”3.“凉州(近武威)境域，两宋以来，久陷 荒残，但于唐世，实为繁荣大都会之一，驿道两线东达长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谓河 西走廊，远通西域。其道虽早有经营，但前人于此仍多茫然，岑仲勉云‘汉唐在玉门以 西未见驿传之记载。’(注：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第3页。 )此非一人之见也。乃其实，唐代驿传之推行远达安西(今库车)、北庭(今孚远)以西诸 属国，唐代史志与唐人诗篇累累可考。而近代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瓜州常乐( 今安西县西)西通沙州(今敦煌)有南北两道，及北通伊州(今哈密)大碛道，馆驿名称里 距皆一一详明;西州(今吐鲁番东七十里阿斯塔那南五里E89°40′·N42°50′)东西道 上馆驿名称可知者亦数逾十五，且北朝已置驿，不始于唐。”4.“长安北通河上三驿道 ，分达灵(今灵武南)、丰(今狼山、晏江间约N41°·E107°41′—50′)、胜(今托克托 西黄河南十二连城E111°·N40°13′)三州，丰州驿使通传长安不过四日余，亦近中古 驿传快捷之能事。而河上重镇之天德军(约E109°·N41°之西北，进乌梁素海东北水滨 )，其地望久不能详，近亦准确知之。且贾耽所记天德军东通云中(今归绥、托克托间) 之塞外道，为自古用兵之要，后人无能明之者，亦得据今图，考故事，一一证之。”5. “唐与回纥邦交常睦，有丰州高阙(今狼山口E107°25′·N41°20′，或石兰计口E107 °30′·N40°20′)、甘州居延海(约E103°30′·N42°30′)、庭州特罗堡子(今北塔 山南，约E90°30′·N45°稍南地区)三道相通。此三道今虽不能详，但大要途程可晓 。且回纥入唐先取鸊鹈泉入高阙至丰州，南下灵、夏(今白城子E108°50′·N38 °)，后避吐蕃之逼，使臣商旅乃由高阙东行绕经天德、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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