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东晋成帝朝至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26年-349年)苏峻、祖约叛乱后，后赵乘机南侵，北方人民于是大批南迁，有一部分迁入十堰。永和十年二月，桓温北伐，收取关中?3 000余户南返，将其中一部分安置于十堰。

4.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因淝水大捷，苻坚败亡，有大批雍、秦流民向樊沔迁徙，一部分迁入十堰。

5.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北伐，收复河南、关中，但不久又相继失陷，此间三辅(今陕西关中一带)流民又成批向包括十堰在内的襄沔地区迁徙。

除了上述几次大规模的、集中的流民迁徙浪潮外，尚有一些零星的或数量较少的流民迁入十堰地区，或在南北战争中被强制迁入，以上流民人口总数约有数十万之众。

为了安置和管理这些流民，东晋政府在十堰设立了侨郡县，如东晋元帝时侨置始平郡(属雍州)于武当，即为了安置流民首领魏该及其所率部众而设，还有梁州及其所属新兴郡(侨置于竹溪县西)、北上洛郡(侨置于郧西县西北)等。不过，这些侨郡县最初并不稳定。由于十堰地处南北政权的中间地带，因此归属不定，一度被后赵、巴蜀李氏、前秦等政权所占据，直到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即淝水之战东晋乘胜自前秦手里夺回襄沔地区后，十堰的侨郡县始得以稳定设置。

当时的乡村社会以宗族、乡里为基础，以大姓豪强为主导。与之相应，以群体方式进行的流民迁徙活动，其基本单位也是宗族、乡里，通常由那些具有一定实力和威望的大族、将帅担任领袖，聚宗族、和乡党，组成带有浓厚血缘、地缘色彩的流寓集团，或称“乡族集团” [3]。正是由于流民往往以乡族集团的形式集结在一起，因此东晋及后来的南朝政府所设立的用以安置这些流民的流亡行政机构——侨州郡县，也是以乡族集团为基础的。侨郡县的基本统治形式为军事管理，其基本特征是：流民组织的军事编制，地方管理的军事化，侨民的准兵户身份。侨郡县，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定居下来的流民武装集团，通常侨立行政机构长官就是那些流民帅。这些大大小小的流民武装集团，便构成了当时十堰的地方社会，是东晋政府一支可资利用但不足信赖的武装力量。

从西晋末年开始的流民大迁徙到南北朝时期进入高潮，当时北方正处于十六国的分裂割据时期，社会更加动荡，北方人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向南迁移。目前虽无史料可以确切说明南北朝时期南迁人口的准确数字，但大致不会少于百万之众，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十堰地区。

二、南北朝时期商人往来十堰

相对于两汉，三国时代十堰乃至全国的商业活动急剧衰落，一个时期内几乎陷于停顿。东晋、南北朝时期十堰的商业才又有了日趋活跃的倾向。从东晋开始，政府就对商业采取了认可的态度。到南北朝时期，南北政府“仍崇关廛之税”，即通过征收商税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人们歧视商业的心理，客观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于是，地主官僚通过种种方式——“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殖聚敛”[4]，通过经营商业聚敛财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们“竞相商贩，不为田业”，“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5] ，可见，南北朝时期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较前大大增加。在这一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十堰的商业也有了较快发展。加之，十堰地处鄂、豫、陕、川之要冲，汉水自西北向东南穿境而过，这就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十堰的商人，往往顺汉水而下，用船只将十堰的特产运送到襄樊、夏口等地，又将外面的货物运回十堰。于是，只见江面上帆樯如林、商旅不绝，一片繁忙景象，一些城镇如上津、武当、上庸、房陵成为各路商贾云集之地。另外，南北朝时期虽然在政治上南北分裂，但南北之间的商业交流并没有停止。当时北朝、南朝历代分别在长安、襄阳等地都设有互市机构，特别是襄阳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成为南北贸易的中心，来往于各地进行贸易的人称“互市人”，经他们之手，商货可自凉州辗转抵达襄阳，而十堰则是这条商业线路的重要通道和商人聚集地，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十堰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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