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阴遗址的发掘成果除了它在学术界产生的整体效应外，另一个值得世人瞩目的就是：“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李济先生后来又讲：“在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经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对于这一蚕茧标本，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都予以关注。日本学者布朗顺目曾于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湾故宫博物院提供)按图样用丝线进行过仿制复原，得知该茧长1.52、茧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
关于西阴遗址出土的蚕茧标本，已故现代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对此，笔者曾专门进行过研究，根据周边地区的有关蚕丝资料的考古发现，比如：夏县东下冯夏文化遗址中发掘的茧形窖穴;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陶蚕蛹;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仓形器”(实为操丝工具“榬”);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蚕蛹;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炭化丝织物;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二连罐上所绘的群蚕图等。结论为：“我国的养蚕文化基本上是从黄河中下游和沿长江中下游两条干线发展起来的。虽然起始时代有所差异，但南北人民都是独立地创造了各自的养蚕文化”“如果把二十年代中期山西夏县西阴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所出土的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与七十年代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及汾水下游涑水流域的同类遗址发现的茧形窖穴和《诗经》中所反映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话，问题就会更清楚一些，这不是某种巧合。毫无疑义，这是人们长期养蚕，对蚕茧的形状功能有了足够的认识，并加以仿照运用的实际表现。它说明，早在夏代以前，晋南广大地区已经开始人工养蚕是比较可靠的，同时作为我国北方人工养蚕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比较可信的。从而再次为西阴遗址所出土的蚕茧标本属家蚕之茧提供了例证。”
现在西阴遗址发掘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已被确认为中国丝绸纺织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被写进多种史学著作。
时间离西阴遗址首次发掘已经过去了近80年，但首次发掘西阴遗址的中国考古学先驱李济、袁复礼先生，他们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伟大精神，正在新一代考古学者的身上发扬光大。西阴遗址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发掘的一处史前遗址，“是国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从此结束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由外国人主持的历史，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来说，它是一座标志碑，是一段值得记念的历史。
本文参考文献：
1、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1983年8期。
2、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北京。
3袁复礼：《西阴村史前的遗存·附录一图说》。
4、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5、严文明：《西阴村史前遗存分析》、《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6、杨富斗：《对西阴村再次发掘的思考》《三晋考古》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
7、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
8、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9、郭郛：《从河北省正定南杨庄出土的陶蚕俑试论我国家蚕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7期。
10、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历史》《考古》1972年2期。
11、卫斯：《陶寺大墓中出土的“仓形器”名实浅说》《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
12、卫斯：《我国栽桑育蚕起始时代初探》《农史研究》第六辑，农业出版社,1985年7月。
13、卫斯：《人工养蚕与古代的织绸技术》《历史月刊》(台湾)1995年第4期。
14、卫斯：《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初探》《中国农史》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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