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学研究自70年代末以来取得了很大进展，可称为它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

——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多。与起步阶段相比，近20年来各种学术期刊、论文集及个人文集中的专论民族史学的文章数量大大增多，其中尤以史学史、民族史研究中所包含的成果为多;对少数民族史著的校注、翻译工作亦大大推进，蒙、藏、维、彝等少数民族的经典史著基本都已有汉译本或校注本，有的还有多种版本。

——研究范围的拓展。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于民族史著的考订源流、校勘文字、考辨作者方面，几乎所有民族史学名著，如《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蛮书》、《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都成为研究的对象;二是在对史料考订、辨误的基础上，出现了从理论上阐释史学现象与史家思想的倾向。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史学史与史学批评著作，如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瞿林东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均对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史学有专门论述;其他如杨树森、吴怀祺、张大可等先生，就民族史学的某一时期或方面进行理论探讨，各有成果面世。

二、关于研究成果的初步分析

(一)综合研究　所谓综合研究，是以各少数民族史学为线索的综合性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有：王尧先生的《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王尧、沈卫荣合撰的《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3期)，分别对藏族历史上主要史籍的基本情况，藏族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等问题作了概括性论述，涉及到藏族史学发展的过程，藏文史籍的种类及其特点，藏文史籍的价值等问题。这两篇论文是迄今为止关于西藏史学面貌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向中银的《试论彝族的重史传统》(《贵州文史丛刊》1997 年第4 期)、 《中国彝族古代史官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则是作者就彝族这一古老民族在史学上的传统、 制度所作的初步探索。这些研究成果，为揭示不同民族的史学面貌、特点提供了重要启示。

此外，方国瑜先生所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耿世民先生的《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关于各民族历史文献如藏文史籍、西夏书契、满文档册考察等民族文献学上的重要成就，以及各民族史料的汇编，不仅是民族史研究的必要史料，同时也为民族史学研究提供了资料。白寿彝先生主编的4卷本《回族人物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1993 年出版)是民族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而其在编纂思想与体例上的创新，于民族史学研究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断代研究　关于以历史上某一时期民族史学为对象的断代研究，受史学史学科整体研究状况的影响，在民族史学研究成果中居多数，情况也各异，兹分述如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史学走向多途发展的重要时期，民族史学占有突出的地位。80年代后半期以来，研究者们对十六国史学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吴振清撰文认为十六国史学是“上承魏、西晋史学发展之余绪，下启南北朝史学之繁荣的重要阶段”[2];薛莹则提出，中国史学上不断出现的官修史书，其源出自于十六国时期[3]。谢继忠就五凉史学的官、私撰述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作了分析与探讨，认为它应在十六国史学中占有一定地位[4];赵荧先后撰文，对五凉史学发展的背景、成就及特点、影响作了进一步探讨，并就其中有史迹可考的史家作了考察[5][6]。北魏作为此期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权，其史学亦开始得到有些研究者的重视。可以说，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认识，正在走向更为具体、深入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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