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梁国的九个县，与今地对应情形见下表：[1](第二册，P44-45)

东汉梁国的形势，依然是东西狭长。

李晓杰先生讨论东汉梁国、梁郡沿革时指出：“东汉初年，梁郡为刘永政权所据”，“建武三年，梁郡属汉。”“章帝建初四年，梁郡为国。”“梁国自永元五年后至汉末，其领域未闻有所更动，当一直如《续汉志》所辖有九城之地。”[3](P32-35)

两汉的梁国虽政区疆域有所变动，作为文化区域和经济区域考察，仍然有大致的范围，这就是本文所讨论“梁宋”的基本地域。

《汉书·地理志下》：“蒙，获水首受甾获渠，东北至彭城入泗，过郡五，行五百五十里。”《续汉书·郡国志二》：“梁国，……雒阳东南八百五十里。”都说到梁国的交通条件。前者说水路，后者说陆路。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称梁国一带地方为“梁宋”：“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所谓“梁宋”，也就是以两汉时期梁国为主的地区，其地域界定，并不十分严格。关于宋之分野，《汉书·地理志下》写道：“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宋自微子二十余世，至景公灭曹，灭曹后五世亦为齐、楚、魏所灭，参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经》曰‘围宋彭城’。宋虽灭，本大国，故自为分野。”我们讨论两汉时期的“梁宋”地区，应以梁国及其邻近地区为对象。

两汉时期的“梁宋”地区，是今以河南商丘为中心的地方。有学者认为，这里曾经是殷商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王国维《说商》写道：“‘商’之国号，本于地名。《史记·殷本纪》云：契封于商。郑玄、皇甫谧以为上雒之商，盖非也。古之宋国，实名商丘。丘者，虚也。宋之称商丘，犹洹水南之称殷虚，是商在宋地。”“杜预《春秋释地》以商丘为梁国睢阳，又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其说是也。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为有天下之号，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王国维又指出，周时多谓“宋”为“商”，“商人”即“宋人”也，“余疑‘宋’与‘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欲以别于有天下之‘商’，故谓之‘宋’。然则‘商’之名起于昭明，讫于宋国，盖于宋地终始矣”。[4](卷12)这一认识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范文澜说：“商国王姓子，据说是帝喾后裔契的子孙。…‘契部落居商丘。”[5](第1册，P37)郭沫若说，相土“迁居到商丘(今河南商丘南)”。[6](第1册，P156)翦伯赞说，“商人早期经常迁徙。《尚书序》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八迁的地名见于古书的有商丘、亳、砥石、蕃等，这些地点大约都在今河南、山东境内。”[7](第1册，P16-17)①

《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裴驷《集解》：“皇甫谧曰：‘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史记·货殖列传》说“汤止于亳”。裴驷《集解》：“徐广曰：‘今梁国薄县。”’张守节《正义》：“宋州谷熟县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是也。”《史记·殷本纪》：“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宋州宋城县古阏伯之墟，即商丘也，”②《汉书·地理志下》：“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虚也。”

相土在商丘定居的时代可能已经开始经营商运。有学者指出：“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商朝的后裔在追颂相土的功绩时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③可能相土的活动已经到达渤海，并同‘海外’发生了联系。”[6](P156-157)

商丘地方很可能与中国商业的早期发展有关，许多学者已经有所讨论。[8](P2)[9，10]但是，也许人们还没有注意到，先秦两汉以来有关“梁宋”地方的其他史料中，也片断透露了可以反映这一经济现象的值得重视的历史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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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注：“《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

②  《史记·夏本纪》：“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商丘，今宋州也。’”

③  (诗·商颂·长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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