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博物馆、江苏师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编，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太湖之滨，历史悠久，明清时期已成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与四方贸易，十分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苏州有丝织、染布、踹布、水木、造纸等三十多个手工行业，有绸缎铺、布行、金业铺、油麻杂货铺等五十多种商业行业。每一个行业又有众多的铺户作坊，如康熙年间，苏州城内布商就有七十六家，染布作坊六十四处，木商一百三十二家。吴江县的一个小市镇——盛泽镇，户口上万，仅外省商人就在这里建立多处会馆，工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苏州地区存世的有关碑碣，对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特别是考察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史，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早在一九五九年，江苏省博物馆所编的《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就集录了百余件有关苏州的碑文。这次苏州博物馆等三单位对明清苏州府及所属各县的碑刻与拓本，重加调查、搜集、整理，裒然成书，收录较高史料价值的碑文，凡二百五十余份。
纵览全书，有三个方面最引人注目。
第一，有关会馆、公所的碑志。
此碑刻集中记载的会馆、公所达九十余个，《重修金华会馆碑》云：“吴郡金阊，为四方士商辐辏之所。故建立会馆，备于他省。”最早会馆出现于明万历年间，清乾隆、嘉庆、道光时发展得最快，是鼎盛时期。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期间，兵火所及，大部会馆倾圮焚毁。同治、光绪年间陆续恢复，有些行业还新建了会馆。按苏州的会馆、公所，大多数是手工业作坊和商帮所建，与工商业的关系极为密切。少数会馆由仕商合建，它们多创办于乾隆、嘉庆以前，而且以照顾商人的利益为主。纯由官绅修建的会馆，只有一个。象京师那种应试候选的“试馆”，苏州则根本没有。
苏州的会馆、公所也以“迓神庥、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为宗旨，但从碑刻资料看，又有一些重要特征：首先，义举的内容更广泛。除停柩、安葬外，还有济贫、医病、义学等项，如三义公所“伙友年迈无依，不能作工，由公所内每月酌给膳金若干。如遇有病，无力医治，由公所延医诊治给药。设或身后无着，给发衣衾、棺木，暂葬义冢，立碑为记。”[15]其次，会馆、公所的一举一动，无不由官府控制。凡新建馆、所，必须禀报府县，核准立案;议定章程、行规，要经官府同意才可实行;发生纠葛、冲突，亦需府衙排解、仲裁。各会馆所立的碑碣，多数就是苏州府或下属县所颁告示全文，晓谕各商，“凛遵毋违”。第三，会馆、公所对工商业有重要的保护和约束作用，直接参与生产及经营活动。举凡手工业方面的入行开业、匠人工价、徒弟收留，商业方面的货物存贮、秤斛计量、价格标准等，会馆、公所都要过问，制度相当完备，为北京、上海工商会馆所不经见。特别是《碑刻集》中收录的《吴县纱缎业行规条约碑》等十余份行业规条和公议章程，内容详尽，是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明清工商会馆、公所的看法存在歧异，缘由之一是资料不足。目前三种碑刻资料业已问世，倘若我们用比较方法对北京、上海、苏州的工商会馆、公所进行研究，必会大大深化已有的认识。
第二，有关严禁工匠“倡众停工”、“齐行增价”的碑志。
共有二十余份，其中一部分早为史学界所熟知，是研究资本主义萌芽和工匠反抗斗争的珍贵资料。从十六世纪开始，苏州丝织业中就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时至清初，染布、踹布、造纸、印书等行业也雇用了大量工匠，如“苏城内外踹匠，不下万余，均非土著，悉以外来”[16]，他们“孑身赤汉，一无携带”，赖佣工度日[17]。各手工业作坊或雇一二人，或雇二三十人，大部分实行计件工资，少数行业和工种采用计日工资制。由于工资极低，还经常被拖欠克扣，工匠们“倡众歇作”、“勒加工价”的斗争时有发生。许多工匠为了自身生计，还极力反对增收学徒。《苏州府为永禁踹匠齐行增价碑》、《长洲县永禁机匠叫歇碑》等翔实记述了罢工及官府进行弹压、调停、干预的始末。但是，雇主与雇工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稽诸碑刻资料，有六、七个行业都屡屡发生过这种要求增价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斗争。
第三，有关申禁“铺户当官”、“科累商户”的碑志。
明清之标，封建官府强制工商行业编排值月，为衙门办物，名曰“铺户当官”。官府出票提取铺行货物，付价极少，甚至分文不给。胥吏、差役、地保、牙行更百端炙诈，从中渔利，致使工商行业受累无已，呼号莫救。常熟县“凡遇上司临案，乘机混出朱牌，拴通狼役，科索常例。官价毫无，执行差派：公堂瞒天锦帐，私衙绫纡铺陈，酒线椅褥桌围，五色纱罗绸缎，围屏锦轴，结采赏红，然非百金不能为也。”致使绸缎业“力竭脂枯，实难支应。若不投号，生路必绝。”[18]长吴二县木行当官“稍有迟误，锁链绳拴，害切剥肤，靡不倾家荡产。”[19]从这方面的四十余份碑文看，绸缎铺、木行、金银业铺户、油麻铺户、面铺、席草行、糖果铺、烛铺、腌腊行等，莫不受到“买办”、“当官”之害。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一向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工商业不是积极地保护、扶植，鼓励其自由发展，而是贬抑、控制和压榨、摧残，只有当事态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时，才以恩恤的姿态出现，出示晓谕，“以甦商困”。但是，奸胥滑吏阳奉阴违，鱼不改腥，致使蠹弊依然。
苏州是我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最早的地区，但从十六世纪直到十九世纪，凡三百年之久，始终未曾得到真正发展，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碑刻集》从一个角度提供了可信史料，良可珍贵。由此而令人想到：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何以形不成与专制统治相抗衡的社会力量，确是个重大而复杂的课题，需要史学工作者倾注大量心血，广泛收罗史料，长期进行探讨。
宋人赵明诚《金石录序》云：“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金石学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著录宏富，蔚为大国。现在三种碑刻集出版，必有裨于明清史的研究，纠史书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可惜的是印数太少，早已售罄，满足不了学术界的需要，希望重版的呼声甚高。目前，我国各地还散布着无数碑碣刻石，图书馆、博物馆也藏有大量的碑帖拓本，我们应该统筹规划，通力合作，编辑、出版各种碑刻选集，使史学园地的这簇奇花异卉，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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