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天宝说：南宋人洪迈与陈寅恪先生持此说。

洪迈在其所撰《容斋续笔》卷11《杨国忠诸使》条，云：“杨国忠为度支郎，领十五余使，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第署一字不能尽，胥吏因是恣为奸欺。新旧唐史皆不详载其职。按其拜相制前衔，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木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自余所领又有管当租庸铸钱等使。以是观之概可见矣。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徳宗贞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韩文公作《顺宗实录》，但云：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亦不及天宝时已有之也。”[2]据上，洪氏似认为“宫市”起于天宝时杨国忠以宰臣身份领使。但是书有前后矛盾之处：文中列举出杨国忠拜相前所充任的使职，已有“宫市使”，因此，是在杨国忠任相前后连任的使职之一，明显是使职随人走，而非固定由宰臣充使。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卖炭翁”引《南部新书》戊载：“大历八年(773)七月，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哭于东市。上闻。赐衣，馆于客省。每一字论一事，尤切于罢宫市”;又引《旧唐书·代宗纪》：“(大历八年九月)癸末，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持竹筐及苇席，请进三十字。如不请旨，请裹尸于席筐。上召见，赐衣，馆之禁中。内二字曰监团。欲去诸道监军团练使也。”陈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自天宝至大历至贞元五六十年间，皆有宫市，而大历之际，乃至使郇谟哭市，则其为扰民之弊政，已与贞元时相似。”由于陈先生没有就“宫市”进一步展开考述，我们只能从上述有限的信息得知，首先他认为“宫市”起自天宝，但没有举出具体例证;其次他推定代宗大历年间，“宫市”扰民，已与贞元相似，“而宫市之弊害则由宦官所造成”[3]，应是认为代宗时代宦官已借“宫市”名义为害京城民间社会与市场。

3.开元说：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陆续有学者持此说。

唐人戴孚著《广异记》，书中云：“薛衿，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4]这是目前所见“宫市”一词出现最早年代。近年，一些学者注意到这条材料，并据此认为，“宫市”应起源于开元时期。[5]

《广异记》原书不存，成书年代不详。戴孚其人，两《唐书》无传，《文苑英华》卷737顾况《戴氏〈广异记〉序》云：“至德初，天下肇乱，况始与同登乙科。君自校书终饶州録事参军，时年五十七。有文集二十卷。此书二十卷，用纸一千幅，盖十余万言，虽景命不融，而铿锵之韵固可以辅于神明矣。二子钺、雍，陈其先志，泣请父友，况得而叙之。”[6] 戴孚卒年不详，《太平广记》收录《广异记》一书278条，多为开元以后事，该书卷305 “王法智”条载，大历六年(771)， 戴孚在桐庐与左卫兵曹徐晃、龙泉令崔向、丹阳县丞李从训等人会见王法智，推知当时戴氏任职于此地。[7]《广异记》书中所记多为开元以后事，如参照戴氏阅历，推测成书应在开元以后。[8]

开元时，京城长安市场已经非常活跃，内廷日常食用品更多的通过市场采购是正常的，因此，《广异记》言长安尉主知“宫市”是可信的。但如何主知，以及凡为内廷采购是否已称“宫市”，并没有其他佐证，也未见有职称为“宫市”的专官，有可能是作者著述时沿用当时(开元以后)京城人对此行为的泛称，而非开元时世人对采购内廷所需之称或官吏专任之称。

因此，“宫市”一词是否始于开元并无更有力的佐证，《广异记》仅能说明，开元时期，内廷日常食、用品需在京城市场采购的部分，由长安尉负责专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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