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有多么高明。历史学尽管不具备操纵其他学科命运与发展的话语权，但它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是整个社会，长于作宏观的、总体的把握。这是历史学家最大的优势。历史学家研究的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短暂的时段，而往往是一个很长的时代。真正好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可能是全国、大区域乃至全球，至少是以全球为背景。这就是历史学家具有某种优势之所在。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史学从业者都能达到如此境界，但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要有全球的眼光，要有全人类的眼光.这很重要。

可是，我们史学界现在有一种自我迷失，即把史学最固有的品格忘记了。至少两种品格是任何一种学科，包括历史学乃至经济学在内都应该具备的——从学科来讲应该有独立学科品格;从个人来讲应该有独立个体人格。

另外一点我们要反省的是，就从学科本身而言，现在是不是有点过分迷信西方史学?我们提倡跟国际接轨，提倡学术交流，提倡向外国学习，包括西方也包括东方，包括韩国也包括日本，包括其他国家也包括中国的台港澳地区，从他们的史学里面汲取一些好的东西。但现在我感觉好像学过头了一点。别的我不敢讲，至少以中国近现代史而言，有不少人老是跟着别人转，首先是跟着美国转。费正清提出来“刺激一反应”理论，特别强调外来的刺激和内部的反应，这个模式延续了很长一个阶段。后来费正清的学生柯文，这是我很熟悉的朋友，提出“中国中心观”来批评他的老师。这个批评很对，因为“刺激一反应”模式过分强调外在刺激，而对内在因素考虑不够.我们则有人把柯文的新见解当做最佳范式。现在又出来一个王国斌，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认为全球化以后出现许多新的问题，认为西方中心不对，中国中心也不对，应该有一个更超越一点的范式.所以这就很奇怪，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自己的范式吗?为什么每一种范式都要靠美国人提出来呢?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我们了解得更深更准确，还是美国人了解得更深更准确?

不要老是跟着新的转，其实旧的也不一定都错。我们反对拘守费正清的“刺激一反应”模式，其实这并非他的发明。稍微懂点西方史学史的人都知道，是汤因比最早提出该见解的。我们20世纪40年代读大学本科，老师介绍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时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他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提出过“刺激—反应”理论。费正清把这个理论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什么都归结到“刺激—反应”，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也不等于说提出了“中国中心观”以后这个“刺激—反应”理论就不起作用了。“刺激—反应”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不能用这个单一模式来看待整个中国近代史，就等于不能仅仅用“反帝”、或者说“革命”来审视整个中国近代史一样。“反帝”模式不全面，“革命”模式不全面，“刺激—反应”模式也不正确，但不等于说没有“反帝”，没有“革命”，没有“刺激—反应”。我们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往往看不到这一点，什么时候出来一种新的模式，就觉得新的最好，就马上紧跟过去，没有自己的头脑。

“市民社会”、“公共空间”也是如此，是从西欧社会提炼出来的概念，不能说没有参考价值，不能说不可借用其理论、方法与思想，但是也不必亦步亦趋地紧随其后。过去外界批评我们，说我们是靠马克思主义教条提供某些研究模式。现在我们有些人反过来又把西方甚至二流、三流学者的认知拿来作为教条，当做自己依托的拐杖或华丽的外衣。所以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现在为什么有人说中国的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国际学术界边缘化，特别是近现代史，被视为没有自己的理论思想，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没有自己的研究特色，没有形成中国风格。所谓跟国际接轨，如果简单地接轨到某一个国家的史学，以人家的史学潮流为潮流，那是很可悲的事情。如果因此受到轻视，那只能说明我们有些人没有志气，也是活该。

学术上的急功近利也是目前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过多责备年轻人，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上层的管理问题。我们上面有一整套“紧箍咒”，一套过分量化的、本身就体现争功近利的管理指标体系。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个症结如果不消除，单纯对中青年学者进行什么学术规范教育，没有多大用处。

相关推荐链接：

哲学  教育  语言  文学  历史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