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贾玉英：《略论唐宋中央监察制度变迁》，《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8  例如Bettine Birge，Inheritance and Property Law from Tang to Song：The Move away from Patrilineality(唐代至宋代的婚姻和财产法：从父系体系的疏离);大泽正昭：《“妒妇”、“悍妻”以及“惧内”一一唐宋变革期的婚姻与家庭之变化》。邓小南主编、高世瑜、荣新江副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讨论唐宋时期的社会变迁，目前已经很少有学者将眼光仅仅拘泥于唐宋“之际”。不少学者着眼于更长的时段。具有通贯性质的高教版《中国文学史》1，以隋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研究单元。多年前，很多老一辈史学家如陈寅恪、侯外庐都敏锐地把握到唐代中期的社会变化，将其视为新阶段的开始。而近年间一些欧美学者提出的中国“中叶史”(Middle Period)，也是以8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为研究时段。

与唐宋之间的连续相应，学界以宋元乃至宋元明为研究段落的讨论也逐渐增多。《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2(The Song-Yuan-Ming Tran Mtion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集中了这样的一批成果。“唐宋”并提，将宋作为一系列变化的整理定型期;而“宋元明”的概念则将其视为一系列新发展的开端。

二、专题史研究的活跃

专题史研究的活跃，是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许多以往被忽视的话题，由边缘进入主流。就宋史学界而言，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或角度，对于专题研究的带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史研究的直接成果，既反映于以生活史、风俗史为题的研究如朱瑞熙、张邦炜、王曾瑜等一批功力深厚学者的集体成果《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也反映于学者对家族制度3、对社会矛盾的日常调节机制如社会救济与赈灾等问题的研究4。一些传统上不被重视的题目，例如饮食、娱乐、日常消费、鬼神观念、民间巫术、丧葬习俗与佛事活动，等等，有了不少描述性的文章。也有学者对于“基层社会”“地方社会”作出细节的划分，注重讨论“宋人在其生活脉络中自然形成的人群聚合”、“规范宋代基层社会秩序的经纬线”以及基层社会内部与彼此之间的流动、沟通与联结5。相关的著述中也反映出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趋近与融通。

不仅如此，将不同内容的探讨“还原”到所处“社会”中予以认识的努力，近年来愈益突出。学者们注意到，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关系网络，决定着具体社会面貌的差异。因此，今天的宋代社会史研究，既考察“有形”的内容，也着意于讨论看似“无形”却同等重要的内容，例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诸多错综复杂关系等等。从《中国近世的家族与社会》6、《唐宋女性与社会》7、《宋代婚姻家族史论》8等著述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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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 Edited by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

3 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 例如张文：《宋代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5 参见吴雅婷：《回顾一九八○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十二卷，2002年。

6 台湾中研院出版，1998年。

7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8 张邦炜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

1、新的研究领域迅速发展

得风气之先的是对于宋代区域(例如太湖流域、福建江西等地区)、人口、移民、家族、基层社会、地方精英、乡村势力、民间信仰(美国、日本学者有不少研究，国内亦有讨论国家祭典与民间祭祀、祈雨、地方神灵崇拜的著述及博士硕士论文)以及妇女史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宋代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的重建，都有积极的意义。

妇女史研究，近年间日益转向社会性别史研究。所谓“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实际上是一种理论概念的标记，强调所讨论的课题，并不仅仅是女性，而是人类社会规范与性别有关的各类活动的方式与机制1。在当今的国际学术界中，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多学科研究的聚焦点，成为富于创新精神的领域之一。在这一领域中，关注对象相当集中，研究视角和方法理路却展现出多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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