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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尹湾《集簿》“以春令”的内容体现的是西汉国家的春季救济政策，而非鼓励增殖户口的政策。西汉王朝施行的月令一方面源自秦以来的法令制度和习俗，一方面则是根据传世月令和儒家经书结合现实而制定。通过出土秦汉律令与传世月令以及《管子》等书的比较研究，可发现《吕氏春秋·十二纪》来源于战国齐而非秦，《吕纪》成书时世上可能已流传有以“明堂”名义命名的月令书，它出自战国齐阴阳五行家邹衍一派，可能就是汉宣帝时丞相魏相所上《明堂月令》，它应当就是传世三种月令书的祖本。

关键词：“以春令存户”，月令，政治，明堂月令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出土了一系列与月令有关的秦汉简牍材料，如江苏连云港尹湾出土的成帝元延年间东海郡《集簿》中[1]有“以春令”的内容，甘肃敦煌悬泉置出土了平帝元始五年王莽颁布的《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2]。除了这些直接带有“月令”标9武王二年《更修为田律》[3]、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田律》[4]以及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田律》[5]，其中均有以月系事的律令。这些材料的出土为月令源流以及月令与秦汉政治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尹湾汉简释文公布以后，邢义田先生著《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一文[6]，以尹湾《集簿》中“以春令”的内容为楔子，独辟蹊径，第一次从月令(主要是春令)是否曾经、以及如何落实在现实政治的角度，对月令与西汉政治的关系以及颁令制度化的过程进行了全面地考察，令人耳目一新。邢文的基本结论是：秦汉时期的时令宜忌有很多不同的系统和内容，它们只部分、零星地反映在政治制度中。“汉代施行的月令，不是遵照那一部儒经或那一系统的月令，而是经过多方采择，不断改变调整，参杂现实的需要以及‘祖宗故事’而形成的汉家月令。‘以春令成户’和‘种树’的规定应该当做‘汉家月令’的一部分来理解。”“前辈学者认为郑玄注《礼记》时提到的‘今月令’即指汉月令，这个意见应该是可信的。”(《月令与西汉政治》第50—51页)

我同意邢先生关于两汉施行的月令“或渊源有自，或杂揉现实”(《月令与西汉政治》第52页)的观点，但是对于邢文的其他主张则不敢苟同。观点的歧异首先源自于对尹湾《集簿》“以春令”内容以及“春种树”的理解不同，其次则因为我们对月令的性质认识不同。不揣浅陋，撰作此文，以就教方家。

一、关于尹湾集簿“以春令成户”与“春种树”

邢先生的主张是以对尹湾《集簿》中“以春令”内容以及“春种树”的理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是，对于这两枚简的理解我持不同看法，现分而论之。

(一)尹湾《集簿》中关于“以春令”的简文，整理者释为“以春令成户七千卅九，口二万七千九百廿六，用谷七千九百五十一石八斗□升半升，率口二斗八升有奇”。关于“以春令成户”的涵意，谢桂华先生认为是“‘以春令’(疑指根据皇帝于春季颁布的诏令)新增加的户、口和用谷的总计，以及每口用谷的平均数”。[7]邢义田先生认为是“令民嫁娶成户”[8]，“所谓‘春令’乃春夏秋冬四时月令之一”(《月令与西汉政治》第2页)，他推测这一制度来源于《管子》、《夏小正》中“春以合男女”的月令思想(《月令与西汉政治》第49页)。高恒先生的意见与以上两先生不同，认为是“按制度于春季救济贫困农户若干”。[9]何以会对这枚简作出如此悬殊的理解，与简文的辨识有很大关系。原简中“以春令”与“户”之间的字，由于是草书，字迹也不清晰，因此释读有一定困难。其字形大体作“  ”，整理者释为“成”，但是，从字形上看它与同出尹湾简的其他“成”字以及其他地区出土的秦汉时期简牍中的“成”有一定的差别，因此，这个字是否是“成”字应该还是个疑问。假如把此字识为“成”字，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把“成户”理解为建立户籍，但是，如果真的作此理解却难存在着以下几个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