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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句丽族的族源是比较复杂的，既有来自蒙古草原东部的貊人、夫余人，也有东北古老的居民秽人、句丽人、真番人，还有来自中原的汉人。在高句丽政权统治下，上述民族进行长期的民族融合，而后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并被贯以其政权的称呼，被称为高句丽人。
关键词：秽貊 高句丽 夫余
高句丽族的族源主要分两支，一支是东北土著民族集团，一支是从夫余国南迁的民族集团。本文试从这两个方面谈谈高句丽民族的起源，求正于史界先达。
(一)
高句丽族中迁自夫余国的部分以夫余族为主体，高句丽的统治集团即出自夫余人。《好太王碑》称：“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1]《高丽大兄冉牟墓志》：“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2]都称高句丽出自北夫余。但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高句丽始祖朱蒙为东夫余王金蛙养子，朱蒙率部自东夫余迁出 “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却认为高句丽出自东夫余。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后汉书·东夷传》虽都称高句丽是夫余“别种”[3]，对夫余人却未区分为东夫余与北夫余。朝鲜史书《三国遗事》引《古记》载：“前汉书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八日，天帝降于讫升骨城(在大辽医州界)，乘五龙车，立都称王，国号北扶余，自称名解慕漱。生子名扶娄，以解为氏焉。王后因上帝之命，移都于东扶余。东明帝继北扶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州，为卒本扶余，即高句丽之始祖”[4]，《三国遗事》引《国史·高丽本纪》：“先是北扶余王解夫娄，既避地于东扶余，及夫娄薨，金蛙嗣位”[5]，证明解夫娄所部原号北夫余，因东迁而改称东夫余。中国史书《三国志》、《后汉书》所为立传的夫余，“盖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以也”[6]，《论衡·吉验》、《魏略》、《后汉书·东夷传》都载有夫余人始祖南迁的传说，说明《三国志》、《后汉书》所载夫余就是东迁后改名东夫余的原北夫余。高句丽人的统治集团即出自这一支夫余人。
《论衡·吉验》、《魏略》、《后汉书·东夷传》所载夫余人的始祖起源传说与《好太王碑》、《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朝鲜史书所载高句丽人的始祖起源传说相同，证明高句丽人的统治集团与东夫余有着相同的迁徙经历，[7]在迁徙之前，高句丽人的先世也是北夫余(即橐离国)的组成部分，居住在匈奴左地[8]，后与夫余人一同东迁，成为东夫余的组成部分，汉元帝建昭二年从东夫余(即《三国志》、《后汉书》所载的夫余)中分出，南下独立发展[9]。
朱蒙所部虽然以夫余人为主体，但也杂有相当部分夫余国内的其他民族。《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夫余国“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说明夫余国的民族共分三大系统：秽、貊、夫余。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朱蒙为夫余王金蛙养子，无疑属于夫余人。朱蒙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南迁，乌伊与摩离在公元14年“领兵二万西伐梁貊，灭其国，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此时距朱蒙南迁已51年，乌伊、摩离即使与朱蒙迁徙时仅20岁，至此也已70多岁了。高句丽前三位王中，朱蒙享年40岁，其子琉璃明王约56岁，大武神王最高寿，也只61岁。乌伊、摩离70多岁仍健在，并能领兵远征，是很令人怀疑的。此三人名字也不见于中国史书，《魏书·高句丽传》：“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而没有乌伊。则乌伊、摩离可能是随朱蒙迁徙的部族的名称，在经过长期的对古史的神化以后，在其始祖起源传说中演变为人名。乌伊，《三国史记》中也写作鸟伊，伊字《东国史略》写作夷，则乌伊也可以写成鸟夷。《尚书·禹贡》“岛夷皮服”，岛字原作鸟，唐人改为岛，王肃注：“鸟夷，东北夷国名也”，是尧时东北古部族。乌伊的原型就是鸟夷人，也就是夫余国内的秽人[10]。高句丽一词《阙特勤碑文》作“Bokli”[11]，以汉字标音，正是摩离。 《后汉书·东夷传》：“句骊一名貊耳”，摩离就是貊的变音，摩离即貊，是高句丽族的别称，摩离的原型就是夫余国内的貊人。由此证明，朱蒙所部从东夫余南迁时，有相当一部分秽人、貊人随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着夫余王说朱蒙：“诱我臣逃至此，欲完聚以成国家”，也可以证明随朱蒙南下的不仅仅是夫余国的统治民族夫余人，也有夫余国内的被统治民族秽人与貊人。但在朱蒙所部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夫余人，所以，朱蒙刚到卒本川立国的时候，才被称为卒本夫余。
从夫余国“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来看，其国的统治民族为夫余，被统治民族是秽人与貊人。从“其邑落皆主属诸加”[12]、“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13]来看，夫余国中盛行的是具有相当强的军事移民性质的领主制[14]，为实现自我防御及征服并奴役秽人与貊人，夫余人旧有的部族组织并未受到削弱。从“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15]来看，夫余人与秽人、貊人之间还缺乏心理认同，夫余人与秽人、貊人的关系是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剥夺了被征服者当兵的权力，而不得不“诸加自战”。据《三国遗事》引《古记》的记载，夫余人于公元前59年东迁[16]，朱蒙所部自夫余国中分出是公元前37年，夫余人与所迁入地区的原居民秽人、貊人，在仅仅22年的时间里，也不可能完成民族融合。也就是说，朱蒙所部包含着三个民族。但在朱蒙所部南下的过程中，因为战争的需要，朱蒙所部夫余人与秽人、貊人之间原有的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界线渐渐消失，共同成为朱蒙政权所依靠的力量，共同构成统治集团。琉璃明王三十三年，“王命乌伊、摩离，领兵二万西伐梁貊”[17]，以秽人与貊人组成的部队出征另一支貊人——梁貊,说明随朱蒙迁徙的秽人与貊人已成为高句丽政权的重要军事力量，与在夫余国内秽人、貊人不能当兵是完全不同的，这标志着在朱蒙所部内，夫余人与秽人、貊人已经开始结合成新的政治共同体了。从《三国史记》的记载来看，这一结合过程仅仅经历了两代人，大约50年的时间，之所以如此迅速，当是上述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新的政治共同体的出现，对民族融合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翰苑·高句丽》注说高句丽五部“皆贵人之族”，《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高句丽仅三万户，“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若以一户五口计，则“大家”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贵族在总人口当中的比例不可能如此之高。这里所说的“大家”与《通典》所说的“贵人”就是朱蒙所部的夫余人与秽貊人相结合形成的统治集团，“下户”则是被他们征服的当地旧有居民。
在朱蒙所部迁入卒本川一带以前，这里已经存在夫余人的方国。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丽语谓复旧土为多勿”，朱蒙立国第二年以沸流国所在地为多勿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高句丽“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此时所谓丽语，也就是夫余人的语言，朱蒙为代表的高句丽统治者夫余人认为，对沸流部的收降是收复夫余民族的旧土，可见，沸流部属夫余人，先于朱蒙所部入居卒本川。琉璃明王在东夫余时，他的母亲曾对他说：“汝父非常人也，不见容于国，逃归南地，开国称王”[18]，所谓的“逃归南地”，也就是回到夫余人在南边的故地，也证明在朱蒙所部南下之前，卒本川当地已存在夫余人的部族。当朱蒙所部迁入这一地区后，因为同族的关系，二者很快结合到一起。琉璃明王“纳多勿侯松让之女为妃”[19]，即可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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