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破城子、金关汉简2万余枚简牍文书，为简牍学的发展、简牍文书学的形成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使更多的人有比较直观的实物去考察汉代的文书形式和文书格式。所以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在大陆出现了简牍文书学这一名称，并有两部大作问世，即李均明主编的简牍文书学丛书《汉代官文书制度》和《简牍文书学》[8]。

简牍文书学的形成可以说是人们对简牍文书进行分类研究的直接成果。同样也是对已有简牍文书分类方法不甚满足的情形下产生的。

二、十年来悬泉汉简研究现状的分析

悬泉汉简最先发掘是1990年的12月。1991年的兰州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与会的学者亲临发掘现场，并对当时15000枚数量的汉简惊叹不已。经过1991年下半年、1992年上、下半年前后四次集中发掘，悬泉汉简的田野考古工作结束，掘获汉简2万余枚。1993年到1995年初是悬泉汉简的建档和释文初稿的完成时期。之后，悬泉汉简的释文几校其稿，最后又经过两次红外线显示仪的校读，到2003年元月份最终完成释文的定稿。就整个释文而言，从开始到结束，整整耗光阴十年!

目前在报刊杂志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有关悬泉汉简的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悬泉置遗址发掘所做的报道与介绍文章，二是对简牍文书内容做的概述性文章，三是对简牍文书所及个别问题做的探讨与研究。

上述文章中，最先正规报道悬泉置发掘情况的是1992年1月5日的《中国文物报》，主要介绍悬泉置前期的发掘情况[9]。第三类文章中以台湾吴昌廉《汉“置”初探》为最先，主要依据悬泉汉简的出土结合传统文献的记载探讨汉代的“置”，可谓占先机一步。[10]此后，又有许多就个别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这些研究的信息，使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为更多的人所认识。如：西汉酒泉郡下辖的池头县，《汉书·地理志》作“池头”，《后汉书·郡国志》作“沙头县”。传统观点认为西汉称池头，东汉改“池头”为“沙头”。但是，悬泉汉简中不至一次提到“沙头县”，从而证明《汉书·地理志》“池头”乃“沙头”之误;《汉书·地理志》所载张掖郡的氐池县，虽然有人认为在今天的张掖市附近，但是在悬泉汉简出土以前，多数的人仍然认为是在民乐县的洪水城，悬泉汉简的驿置道里簿明确记录了氐池县到张掖郡的郡治之县觻得是五十四汉里，从而为西汉氐池县的位置定了大体座标[11];《汉书·西域传》中的屯田区有“北胥鞬”，为什么没有“南胥鞬”呢?悬泉汉简中有两次提到这一地名都是称“比胥鞬”，所以可以考虑“北胥鞬”应该是“比胥鞬”之误[12];众多有关西域交往的文书，为认识汉与西域的交往提供了史书言而未尽之处[13];所谓永昌县的罗马城——骊靬，纯属无稽之谈，因为早在有这批罗马俘虏之前，汉代的河西地区就已经有骊靬县了[14]。

第二类的文章较多，早的是在日本发表的《敦煌悬泉置和汉简文书的特征》，时间是1993年，收录在大庭脩主编《汉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15];随后有吴礽骧《敦煌悬泉遗址简牍整理简介》[16]、《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17]和《简论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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