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三个10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深入发展的10年。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毛泽东发表一系列有关学习历史遗产、研究历史与现状的重要讲话。《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和近百年来社会的论述，在中国共产党内被认为是带指导性的原则，为此，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首先推出的便是一批通史著作。

1941年，吕振羽最先出版《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8年出版下册，下限到鸦片战争。写法与历来的通史“颇多不同”，主要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把握”，“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尽可能照顾到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这在我国是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编写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作者提出的编写中国通史的基本原则，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起着积极作用。

差不多同时，范文澜自1940年8月至1941年年底，在集体编写的基础上独自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五代以前)、中册(宋至鸦片战争)，初步建立起新的中国通史体系。

《简明中国通史》和《中国通史简编》代表了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史的最高水平，并为此后的中国通史编写奠定了基础。

当然，不应忘记的还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卷、第二卷;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五卷;范文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的讲座《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以及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

民族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问题，自吕振羽步入社会史论战以来，就一直关注民族问题的研究。《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专有《远古中国各族系别的探讨》一章，编纂《简明中国通史》特别强调的三点中有一点是“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民主建国前夕，民族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吕振羽从两个方面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是中国的民族问题从来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他们的起源、历史过程以及现状怎样，法西斯大民族主义者是完全无知的;二是“为人家书本的虚伪与片面材料所蒙蔽，而构成一些不切实际的乃至错误的论断”(《〈中国民族简史〉初版序》)，于是在戎马转战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社会形态理论写成《中国民族简史》专著，考察和论述了汉、满、回、藏、维、苗等族的起源、发展，所经历的历史阶段以及各自的历史贡献。

又一个10年的历程，到40年代末，吕振羽以其《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民族简史》，与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分别推出的各领风骚的一批新著，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五大家的基本格局，标志着在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代表着历史学发展方向和拥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群体。

40年代刚刚过去，便可以看到来自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新感受。齐思和在肯定郭沫若、陶希圣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贡献之后，高度评价了吕振羽和范文澜的成就，认为“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最努力的是吕振羽先生。吕氏自民国二十年来到现在共著成了关于中国社会史六七种著作。他用了唯物辩证法，将中国社会史分期来研究。”“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所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的时期。”(《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第2期)胡厚宣在回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史学发展时认为，这30年间的中国史学有三股潮流，即所谓“疑古是旧史料的鉴定，考古是新史料的开发，释古偏重史观，旨在应用马列主义的经济观点，以说明历史发展的意义。”他强调“释古一系，是历史学的真正目的，也是近三十年来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古史研究的史料问题》第1页，商务印书馆，1950)这确实反映了30年间唯物史观派逐渐成为“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的实际!

四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创建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吕振羽在这一历程中形成自己特有的学术品格。

吕振羽是在社会史论战中登台亮相的，他始终关注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捕捉那些带有倾向性的错误理论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他历史研究中具有浓厚理论色彩的独特风格。

历史研究与中国革命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紧密结合，研究历史为现实服务，在吕振羽的论著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因而他的研究领域也非常宽泛，涉及经济史、社会史、哲学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史、史学史、革命史、农民战争史等诸多方面，差不多都有专门的论著出版。

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相统一，使吕振羽的论著在体现时代精神的同时又富于科学的品格。吕振羽的论著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都是革命战争年代“敌、我、友斗争反映在历史科学战线上的论争，其中并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战线内部的一些不同意见的讨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61年版序)一方面要“和伪马克思主义流派斗争”，一方面是“自己阵营内的‘争鸣’”，因此在理论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完整、准确，在史料运用上必须谨严、科学。

考察殷周社会问题时，吕振羽没有套用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而是从恩格斯说“最初的铁，其硬度还不及铜的硬度高”一句话中得到“极重要的暗示”，结合对殷代青铜器所表现的劳动生产率认为：“殷代的青铜器所代表的生产力，曾创造出存在于社会内部的不劳而食的阶级……把中国社会推进到文明时代。”

在史料的运用上，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征引的图书资料总数不下110余种，当时所能见到的考古发掘资料也都尽量搜罗齐全。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五大家，人生道路不同，学术风格不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贡献也不尽相同。郭沫若是时代的“弄潮儿”，走在时代大潮前面。范文澜、侯外庐侧重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体系的建立。吕振羽、翦伯赞结识最早，都富于理论风格，在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化方面建树颇多，他们的筚路蓝缕之功，在如何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问题上，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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