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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全汉升先生是中国经济史学科最早的开拓者和成绩最为卓著的学者之一，深受海峡两岸学术界的尊敬。全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兹转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何汉威先生的文章，以寄托我们的怀念。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革命运动密不可分。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勃兴，知识分子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致力于探析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及经济关系实况，籍以指引革命的进程;学术中最为扣人心弦的现象，当推1927—1937年10年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论战不仅强化了当时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论战中所提出的问题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熟。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内部，特别是经济层面的复杂性，实非简单化的概念所能概括，遂转趋穷研史料，撰写专题式的学术论著，而对于先前社会史论战参与者所专注思索的理论问题，仅略表关切。同时，新史料如军机处档案的发现及系统性整理，更促成学界的研究热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代从而开始出现。
全汉昇(1912—2001)是这一学风转变中，研究成果最为辉煌的史学工作者。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就学期间，受政治系教授陶希圣影响，专致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为当时社会经济史主要论坛《食货半月刊》的踊跃撰稿人。1935年他大学甫毕业，即被傅斯年教授选拔，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自此即坚守学术岗位，以经济史研究为终身志业，并为培养经济史人才、而备尽心力。全先生治学60年来，著作弘富;他的学术见解及成就，深受学界同道重视推崇。去年(2001)年11月29日因肺炎病逝于台北，享年90岁。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语所集刊》1，1[1928])一文中提到学问的进步，系于能直接研究材料，扩张研究的材料及应用的工具;从全先生毕生治学的历程所见，他既能充分发扬，而又超越这一学术传统。以下仅就近日展卷重读他的遗著的体会，略陈他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贡献：
1、发掘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全先生初期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唐、宋时期;《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剖析经济重心南移后，连结经济重心南方及军事政治重心北方的大运河，其或暢或碍与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他的另一重大贡献厥为探研唐宋商业发展与杭州、汴梁、扬州和广州四个性质不同城市的都市化，尤着眼于交通运输与国际贸易对城市发展的可能影响。货币经济与物价变动史研究方面，1942年他在《史语所集刊》第十本所发表的长篇论文《中古自然经济》，至今仍是阐述魏晋以迄唐中叶中国货币演变的错综复杂现象的最重要论著。明代中叶以降约400年间，中国币制可说是铜银复本位制。全先生的研究特别着重货币供给，籍以明了币制的发展，曾发表《明季中国与菲律宾贸易》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多篇。中国物价的历史研究因史料缺乏及过去币制与度量衡不统一而不易展开，但全先生仍作出可观的成绩。我们对民国以前约千余年间物价变动有一概略认识，全先生实厥功至伟。他对清代物价史研究用力尤深，透过他从物价、货币及国内外贸易等多方面的深入探讨，我们方能对清代整个经济体系的演变面貌，有一更完整的认识。他另一重大研究课题为中国近代工业建设，或就工业化作广泛考察，或对一些关键企业、地区和问题作深入个案探讨。研究成果中有关汉阳铁厂及汉冶萍公司、江南制造局、甲午战前中国工业化等论著，俱为力作。他数十年来的研究工作，点出许多可以引伸推衍的重要课题，留下足供后学跟进的轨迹;最显著的例子莫如美洲白银与明清经济及清代粮价及米粮市场与贸易，近已成为经济史坛显学，名家辈出。凡此实以全先生的著作为嚆矢。
2、广征博引，扩大史料搜集范围。全先生著作的一大特色是网罗史料，巨細靡遗。1942年他所撰文《宋末通货膨胀及其对物价的影响》于《史语所集刊》第十本发表，东北史及辽、金史名家金毓黻先生读后，在日记中谓该文“颇致研几之功……盖南宋末年史料极其缺乏……全君于宋人文集搜讨至勤，苟有片言只字亦必具录，以成此篇，可谓难矣”[1] 。其实全先生在早期唐宋史研究中，正史、通鉴及诗、文集而外，举凡笔记、政书、类纂，以至敦煌写本及简牍，无不穷加疏理。1949年后，全先生研究重点转移到明清及近代，捜讨之列更扩及中外档案、书信、年谱、碑刻、矿冶资料及地志。1961年，全先生第三度赴美研究，留美两年期间，得阅1903—1909年间在美国克里夫兰出版的55巨册《1493—1898年的菲律宾群岛》这一重要史料;日后他自中、菲、西班牙商贸互动以析论美洲白银与中国丝货贸易，实以此为契机。按，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取代西班牙统治菲律宾，为了参考西班牙人过去330余年间的统治经验，遂由E.H.Blair及J.A.Robertson有系统地搜罗西班牙公私文献，迻译为英文，辑成是书。因中国邻接菲岛，当西班牙人的势力从美洲墨西哥扩伸到西太平洋的菲律宾以后，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故书中有关中、菲、美贸易的史料非常丰富。自西班牙占领菲岛后，输往中国的银货数究竟有多少，中国史籍记载几付阙如;全先生以是书为根据，搜罗详密，遂能推知其大略，填补了中国文献记载的空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研明中叶以还中、日、萄、荷的贸易关系及金银比价诸问题，发为累积效应，取得累累硕果。
3、吸收西方经济史的新观念、新方法和新成果。全先生甫进史语所，即勤习英语[2] ，目的在于扩张研究的工具。他受德国历史学派权威B.Hildebrand的经济史分期学说启发，认为“约由公元二世纪末至八世纪中叶，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较占优势”，撰成《中古自然经济》一文。文中他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说明商业盛衰对货币使用的进步与退化，关系密切。当交换仅在于取得自己所需的消费品，对货币需求量不大时，交易过程是C(自己所余货物)—M(货币)—C(自己所需货物);反之，当交易频繁、专业商人取代以前的消费者从事商贸，货币需求因而大增，交易过程便转变为M(货币[自己资本])—C(货物)—M(货币[含有利润])。汉末以后因战乱的影响，商业衰退萧条，货币使用自亦相应退步。1944年10月蒙傅斯年所长及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所长提拔，全先生获派赴美，先后于哈佛、哥伦比亚及芝加哥三所著名学府进修，从游于Abbott P.Usher,Shepherd B.Clough及John U.Nef等经济史大师，汲取国外经济史学界的新观念及新方法，并与西方经济史家建立联系，奠下日后学术交流的基础。在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时，全先生受Usher及Nef等论著的影响，运用工业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从煤的运输成本出发，说明煤矿资源对工业区位决定关系至巨，籍此追寻中国工业化失败的症结所在。1955年全先生重访哈佛大学后，开始探研明清以还东西经济交流互动，尤着力于美洲白银流入对中国财政与经济生活的影响这一课题。他发现17世纪末至18世纪结束百年间，粮价及物价呈现长期上升趋势，而此实与其时美洲白银大量进口息息相关。这一项研究的代表作《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明显受芝加哥大学经济史教授Earl J.Hamilton于193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布的论著《1501—1650年美洲白银与西班牙的物价革命》所启迪。全先生胪列多种史料，参考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Irying Fisher的货币数量学说(按全先生文中没有列示Fisher的方程式PT=MV)，配合细针密线的分析，发现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出，对物价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即使遥远中国亦被波及。必须指出的是，在上述这些研究中，全先生实事求是，不先入为主，削足就履，根据先有的模式选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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