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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的研究成果显示，进入新世纪的中亚史研究正以篷勃发展趋势向前迈进。这种态势表现于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研究内容的不断加深和研究成果的日益丰硕。据不完全统计，这两年出版的学术专著约35种，论文集4种，学术刊物2种，丛书3种，学术论文约500篇 。一些研究中亚史所必需的史籍丛刊、专(译)著也再版。综观这两年的研究成果，中亚史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新的成绩，而以西域史、政治史、民族史、文化史、考古和史地等领域的成果较突出。下面择要作一介绍。

一、西域史

西域史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核心部分。近来，余太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劄记，涉及各传所载山水、人口、农业、手工业、工业、制度和习惯法、宗教和神话传说等诸多方面，为西域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便利条件，亦拓展了当前西域史研究的内容。高昌史是西域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由于学者们的不懈努力，这方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王素继《高昌史稿.统治篇》(1998年9月，文物出版社)又推出其力作《高昌史稿.交通篇》(文物出版社，2000年3月，5+4+588页，80元)，对高昌的地理、高昌与中原、周边国家及民族的交通，以及高昌的交通工具和客馆设施给予了系统论述。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欧亚学刊》第2辑)，则通过对高昌王国对外商贸制度、文化政策的分析，论证了高昌王国在中西交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指出高昌的立国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丝路通，则高昌盛;丝路绝，则高昌亡。另外， 王素“麴氏王国军事制度”(《文物》2000年第2期)、宋晓梅“都官文书中的臧钱与高昌对外贸易中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田卫疆“高昌回鹘史研究刍议”(《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对高昌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八世纪中后期，突厥语诸部族成为西域天山地区的主要政治势力。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192千字，3+4+246页，15元)阐述了八至十世纪突厥语诸部族在西域地区的活动及其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

长年来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我国中亚史的研究从地域范围而言，基本上限于中国境内，而难以“西进”，有关境外中亚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也寥廖可数。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进。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425千字，5+15+511页，25元)，阐述了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从远古至今的历史发展概况，添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阿富汗是古代东西陆路交通的枢纽，是中亚大陆的锁钥。当今阿富汗局势倍受世人关注。彭树智、黄杨文著《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12月，14+13+353页，22元)，系统论述了阿富汗地区的历史文化和阿富汗国家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极大地丰富了国内关于阿富汗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内容。

二、政治史

历代中原王朝对西北边疆的经营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以往在这方面的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大多数为对某一朝代或是某一王朝在某方面经营内容的研究，而缺乏貫通性的论著。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713千字，22+3+503页，76元)一书则弥补了这方研究的不足。该书以断代为序立编，自先秦至晚清分设九编，每编论述内容都围绕三个问题展开，既：一、各朝各代的边疆经略;二、各朝各代的边疆政策;三、各朝各代的边疆管理机构。在最后一编(第十篇)还就历代边疆经略中一些貫通几代的带有共性的重大问题，诸如传统的治边思想、和亲政策及其在清代的廷续满蒙联姻等进行了专门论述。使我们能够在总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王朝治边思想、政策的基础上，对历代中原王朝的西北边疆经营有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