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田和公田的具体形态又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职田、公廨田、屯田、牧场、牧田、驿封田、馆田、长行坊田、苑宥园池等，也都是由相关政策法规和制度所规划安排的。
职田又称职分田或职分官田，是按照京师及地方各级文武职事官的岗位授给的国有土地，在岗官员有占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以田租收入作为其禄米的补充，即白居易所云“国朝旧典，因品而授地，计田而出租”[1](卷495《问议百官职田》白居易对策)。职田制度颁行于武德元年，后来在贞观十一年和开元十年时两次停废，但都为时不长，武德元年的职田制度基本上成为一代之规制。职田的授给标准和细则见于《唐令?田令》第39条、40条、42条、43条和44条[2](P81-82)，《通典》卷35《职田公廨田》也有详细记载。大体分为四个层次，具有明显的等级配置特点：第一，京师、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自一品十二顷到九品二顷不等，“并去京城百里内给”、“即百里内地少，欲于百里外给者，亦听之。” 第二，州府、都护府、亲王府及京畿县官，自二品十二顷到九品二顷五十亩不等。第三，镇戍关津岳渎及在外监官，自五品五顷到九品一顷五十亩不等。第四，三卫、折冲府、亲王府及外军(即外府)的一般武官，自正四品三卫中郎将、上府折冲都尉六顷，到无品级的外军队副八十亩不等。后三个层次的职田“皆于领侧州县界内给。”法律严禁买卖职田，也不准互换，官员离任须移交下任，遵循“更代相付”原则，并实行了登录入白簿、黄籍的具体管理制度，即“内外文武官职田及公廨田，准式，州县每年六月三十日勘造白簿申省(尚书省)，与诸司文解勘会，至十月三十日征收，给付本官。”“又准式，职田黄籍，每三年一造。”[3](卷92《内外官职田》)白簿登记职田公廨田四至、地段和租佃等情况，黄籍则登记租粮收付情况。有学者估计，“唐朝内外官的全部职田总数约在700万亩左右，约占唐朝全国垦田800万顷的1%，而官员人数按户计，则只占全国890多万户的2‰”。[4](P144)
公廨田是授给京师诸司和地方诸司的国有土地，由各政府部门自行经营，以田租收入作为本部门办公费用和官员的俸禄补充。公廨田制度颁行于开元初年，授给标准和细则见《唐令?田令》第37条、38条和43条，《通典》卷35《职田公廨田》也有记载。京师诸司自司农寺二十六顷到率更府二顷不等，地方诸司自大都督府四十顷到岳渎一顷不等，按照各级机构的规模和实际需要配置。对公廨田的具体管理与对职田的管理相同，上文已述。公廨田“总数约为24000顷，占全国800万顷耕地的3‰”。[4](P147)
唐前期“开军府以扞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屯田)”[5](卷53《食货志》)，屯田多为军屯。如武德初，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表请太原置屯田，以省餽运……岁收数千斛”[6](卷61《窦威传附窦静传》)。武德六年十一月，“秦王世民复请增置屯田于并州之境，从之”[7](卷190武德六年十一月条)。贞观初，朔州刺史张俭“广营屯田，岁致谷十万斛，边粮益饶”[6](卷83《张俭传》)。高宗、武后时期，西北边境驻军大量增加，军屯有了很大发展。如调露、永隆年间，河源军大使黑齿常之“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6](卷109《黑齿常之传》)。玄宗开元时期，“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8](卷7《尚书工部》屯田郎中员外郎条)，军屯形成了很大规模，尤以西北地区为胜，史载“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7](卷223代宗广德元年七月条) 具体经营管理上，国有屯田有尚书省工部总负责，并形成了隶属司农寺和隶属州镇诸军的两个具体系统。屯田的设置制度和规定详见《唐令?田令》45条至56条，《通典》卷2《食货二·屯田》有简要记载，兹不具引。玄宗开天时期，国有屯田在300万亩至50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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