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地理研究

安介生《中国古史的“万邦时代”——兼论先秦时期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渊源与地理格局》(《复旦学报》3期)认为，“万邦”它包括中原地区先进的华夏民族国家集团，也涵盖了边疆“四夷”族的众多小邦国及部落联盟。林欢《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华夏考古》1期)认为古“长子”在今山西毡子县西郊。此外，林欢《夏商时期晋南地区考古学文化与汾洮间古骀族——兼论“马方”、“”与飞廉及秦赵先祖》(《商文集》)、孟古托力《孤竹国释论——一支华夏化的东北夷》(《学习与探索》3期)可参看。

区域历史研究

陈剑《大渡河中游先秦文化探析》(《中华文化论坛》1期)考察了大渡河中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武仙竹《考古学所见长江三峡夏商周时期的渔业生产》(《江汉考古》3期)、房道国《试论先秦时期冀鲁豫地区的蚕丝手工业》(《东岳论丛》2期)可参看。

文献研究

杨善群《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齐鲁学刊》5期)认为，古文《尚书》决非编自旧籍引语，而是别有来源的真正古文献。王和《〈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中国史研究》4期)认为《左传》成书年代上限在郑亡之后，下限不迟于公元前360年。《左传》原本是纪事体，战国末叶以前由经师改编为编年体。有关先秦典籍的其它文章，钱杭《〈尚书〉讫于〈秦誓〉原委考辨》(《史林》5期)、李怡严《〈鶡冠子•世兵〉的错简问题》(《中国史研究》1期)、杜勇《〈鬼谷子〉著作时代刍议》(《天津师范大学学报》6期)、刘宗迪《〈山经〉出自稷下学者考》(《民俗研究》2期)、刘蓉《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文史哲》5期)、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3期)、郭沂《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中国哲学史》4期)、吴九龙《竹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考古学研究(五)》)等文可参看。

二、史前历史文化研究

文明起源研究

《郑州大学学报》3期《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笔谈)发表了李伯谦、李民、王巍、唐际根等先生的文章，各位先生就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安志敏《关于牛梁河遗址的重新认识——非单一的文化遗址及“文明曙光”之商榷》(《考古与文物》1期)认为牛梁河遗址具有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非单一遗存;红山文化尚处在氏族阶段，尚无法作为文明曙光的象征。王东《文明起源的三大阶段新论》(《吉林大学学报》2期)提出，文明起源包括农业、新石器、陶器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铜器、城市、文字三大文明要素生成期和原始国家的起源三大阶段。陈星灿等《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期)对伊洛河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周代的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社会和环境因素进行了探索。关于文明起源研究，江林昌《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模式与演进轨迹》(《学术研究》7期)、张德光《再论陶寺遗址发现的意义》(《文物世界》3期)、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中国文物报》11月21日7版)等文可参看。

蔡运章、张居中《中华文明的绚丽曙光——论舞阳贾湖发现的卦象文字》(《中原文物》3期)认为舞阳贾湖刻画文字目前已认识的11个字，分别属于反映《离》、《坤》两卦象的卦象文字。刘志一《贾湖龟甲刻符考释及其他》(《中原文物》2期)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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