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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史论坛”上看到中山大学教授周兴樑的文章，是对我进行批判的，题目叫做《关于近代中国“两半”社会性质总理论的由来》。我仔细看了该文，坦率地讲，总的感觉，就是这位教授做学问不老实，卤莽灭裂，实在不像话。骨鲠在喉，亦欲一吐为快。

一 周文何以令人反感?

周这篇文章，有一个很坏的特质，就是把观点之间的不同，说成是“错误”与“真理”之间的对立。而他，是真理的化身，别人是错误的符号。

一开篇，他便来了个高调亮相，给我列出若干“错误”。比如，“列宁关于两半概念界定的对象”啦，“中国是谁最先提出了两半社会理论”啦，“毛泽东何时才形成了两半社会思想”啦――再加个“等”――，均“存在错误之处”。

请注意，这些“错误”，他认为全是“史实叙述方面”的。也就是说，全都属于硬伤。

因此，他要“指出”这些“错误”，以免“以讹传讹”。

接下去，他便声称：李文称“列宁最初指明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说法是不对的”;李文称毛“关于中国社会的思想”由于受到过何干之研究的“直接影响”，到1938年初才形成，“这纯属是主观臆测的无稽之谈。”

然而，当我战战兢兢，期待着他端出证据，一一落实我在“史实叙述方面”的“错误”时，却不免齿冷。因为，我硬是没有发现他给我挑出了什么“错误”，指出了什么“讹”，哪个地方搞“主观臆测的无稽之谈”了。

相反，他这种戴上“虎头”居然连“蛇尾”都不装饰的做法，倒叫我觉得他这篇文章很有些哗众取宠、无理取闹、没事找事的意味。特别是他毫无根据地使用“主观臆测的无稽之谈”之类很富于攻击性的词句，就像是与我有八辈子仇，或者我是个不可饶恕的阶级敌人，很让我对这位教授先生做学问的方式产生极大的鄙夷。

我认为，他这种遣词用句，与史学工作者的身份很不相称，倒像是我所熟悉的什么“钱锺书学”中某些人的所为。但尤其重要的，是反映了他的涵养、学识与逻辑。那么，他如此气势汹汹，如此气壮栩栩，是不是他真的占了什么理、搞到了什么了不得的材料、写出了什么足以服人的文章呢?否。

他这篇文章，没有一条新材料，没有一丁点新意思。所有材料，所有事件，别人都提到过，都讲过。他一点新鲜的东西都没有。我们不能说他抄袭了前人，但至少，应该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和尊重，在使用前人使用过的材料时有所顾忌与说明。或者，他在使用尽人皆知的“大陆货”时，应该有个谦虚的态度，不必那么虚张声势。

再者，他在指责别人有“硬伤”的时候，应该亮出根据，不能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 我想质问周教授：我的文章哪里存在“硬伤”?请你把依据拿出来。就算你的文章完全正确，字字是真理，又何以能证明我的文章存在“硬伤”?如果你拿不出证据，那么，我要求你收回对我的指责。

二、关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学术考察

众所周知，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中共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概括，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观点，是中共学者观察近代中国社会的总理论。这个总理论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对这个观点的考察，大体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谓之“意涵辨析”，也就是看它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本来，经过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到延安时期，这个观点就已经成为中共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指导，不存在对不对的问题。80年代后，开始有学者对这个总观点提出疑问，进行新的探讨。比如说，李泽厚对这个观点就有疑问。在他2002年由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的《走我自己的路：杂著集》(168-9页)中，就记载了这种疑问。此前，在他著名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一书中，也提出过这种疑问。不过，李泽厚只是提出疑问，并没有作什么研究，也就没有写专门的文章。至于说公开的讨论，在方小年的《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研究述评》(刊载于曾庆榴、洪下夏主编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论》一书，香港，华星出版社，2000年)以及张海鹏《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原则性争论》(见所著《追求集》，社科文献，1998年。72-74页)中，有很好的介绍。最近，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史丛书》，其中有张海鹏、龚云合著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讨论的情况，也作了评述。所以，这方面的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上述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