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吏员配备看县乡亭里制度

县乡亭里制度是西汉地方制度中的难点。《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与应劭《风俗通》(刘昭注《续汉书·百官志》引)所说“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两条文字互相矛盾，自来难住了不知多少历史学者。于是有的学者提出县乡里与亭是两个不同系统，前者是地方行政制度，而后者是治安体系[②b];有的认为亭(部)是地籍单位，而里是户籍单位，两者无辖属关系，十里一亭是道路制度，不是地方行政制度[③b]。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均无完整实例以资证明。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所载东海郡有关资料正好是天赐的实例，给县乡亭里制度的暗昧之处增加一线光明。

一号木牍《集簿》的头三行文字如下：

县邑侯国卅八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二其廿四有堠(城?)都官二

乡百七十□百六里二千五百卅四正二千五百卅二人

亭六百八十八卒二千九百七十二人邮卅四人四百八如前

由第二、三行文字的区别，很明显可以看出：乡里是一个系统，在170个乡与106个□(此字疑为聚，详后)中，领属有2534个里(其中有两个里似乎没有里正，故里正只有2532人)。而亭邮则是另外一个系统，在688个亭中共有亭卒2972人;在34个邮中，共有邮人408。这两个系统之间的联系由木牍无法读出，我设想这个联系是亭部，也就是每个亭长所负责的一块地域。按理想的条件，一个亭部与一个有百户居民的里相对应，而每个亭部又是十里见方，这样一来，十里(道里之里)一亭，十亭(亭部之亭)一乡与十里(里居之里)一乡三方均能吻合。但这只是指理想条件，实际上并不一定如此。尤其这一制度本为秦制，秦时人口密度尚不高，到西汉末年人口大大增加，里居越来越多，一个亭部所包含的就不只一个里，而是三四个里了。以东海郡实况，平均是每亭部包含3.68个里。

另一方面，虽然《百官表》有十亭一乡的记载，但这也是大率而已，在东海郡，平均每乡只有4个亭。这与西汉末年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是偏低的。因为在《百官表》的最后有“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的统计，按此数平均，每乡应约有4.48个亭，比十亭一乡也相去甚远。这种差距的产生，推其原因大概因为“十亭一乡”是以标准理想情况设计的，在许多地方并不能符合标准情况。正如《百官表》所说“县大率方百里”一样，只是一种标准规定，在人口密度不同的地方，县的幅员也要有所变化，亦即“稠则减，稀则旷”的机动原则，乡与亭(部)两种地域也与此类似，故《百官表》曰：“乡亭亦如之”。换句话说，大部分的亭(部)都包含一个里以上，所以平均数离十亭一乡较远。

再回头到乡里关系。据《续汉书·百官志》，汉代制度大约是百户一里，这点在东海郡可以得到切实的印证。据一号木牍第十行所载，东海郡有“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二千六百廿九。”以此二数与里数相较，平均每个里有居民105户与104户，正与百户相去不远。但若将乡数与里数相较，则平均每乡将近15个里，似乎与十里一乡的原则不符。但是如果注意到第二行“□百六”这三个字，情况就会不同。“□”是一个关键的字，可惜已泐，未能读出，但根据上下文意，此字似非“聚”字莫属。汉代聚的面貌比较模糊，《地理志》中也少见，但聚下有里却是很明确的。恰好《汉书》里就有东海郡一个聚的信息。《史丹传》载，成帝封史丹为侯，“食郯之武强聚，千一百一十户”。证明武强聚是郯县所属的一个聚，且其下属又有里居，所以才能封畀史丹以食租税。故由此推断，一号木牍原文第二行应为“乡百七十，聚百六，里二千五百卅四。”如果以里数被乡聚之数所除，则平均一个乡(聚)是9.18里，颇与“十里一乡”之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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