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列宁又非常强调“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表示“在这方面我们的一般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列宁认为，在这样的国家可以搞苏维埃，因为“苏维埃组织的思想很简单，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共产党应该立刻在全世界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后来，托洛茨基关于土地革命中中共应组织苏维埃的思想，本于此。

列宁健在时，人们没有意识到列宁原则性论述中的不确定因素，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二十年代前期的共产国际文件，在涉及中国社会性质时，只沿袭列宁的原则性论断，未作详细论证，表现出一种二元架构下的模糊状态。

例如1922年1月通过的《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就认为中国经济有两种性质，内地乡村是旧式农业的和家长制的，边境各口岸则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前者的政治代表是北方的封建军阀，后者的政治代表是南方“方兴的有产阶级”。那么，这两种经济和两大政治代表的未来趋势怎样呢?却没有回答。

再如1922年11月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在使用“半殖民地”概念之同时，指出“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具有混杂掺合的过渡形式”，其特点首先就是商业资本占优势。由于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受到封建官僚和封建地主的严重束缚，所以外国资本主义便“利用当地社会上封建的(有时是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作为其统治的代理人。”文中特别点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波斯，揭示出此类国家所具有的外国资本与封建势力结合的特点，可是依旧没有回答谁主导谁。

1923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共三大发出指示，指出“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提醒中共不要忽视“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提升了“反封建”的高度。而1924年2月，孙中山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给莫斯科发报告，将半封建与军阀、半殖民地与帝国主义划定为两组相对应的概念，说国民党“力求使整个民族摆脱半封建的地位，或者如同这里所说摆脱军阀的统治，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为此就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因为它对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负有责任。可是国民党人并不懂得这一点。”显然，在鲍罗廷看来，反帝反封建、摆脱半殖民地而步入真正的资本主义，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这个整体内部的各因素如何协调与平衡，他没有给出答案。很明显，二十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列宁的原则而各有所变通，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统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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