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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民客户众多是明代两湖地区人口变迁运动中一个普遍现象，而明初画地为牢的户籍制度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在当地入籍，这给移居地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造成了入籍的主户与没有入籍的客户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由于在明代里甲制度下，入籍即意味着纳税当差，所以主客之间最突出的矛盾就表现在赋役不均方面。同时随着流民持续不断地涌入，人地关系的恶化，也引发了资源争夺以及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冲突。以后随着赋役制度的调整，特别是户籍与赋役的分离，以及客户的逐渐附籍和土著化，主客之争也就逐渐淡化并消失。

关键词：明代 两湖地区 主户 客户 赋役不均 户籍改革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有效的控制人口、征收赋役，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了种种严密的规章制度，这包括编制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前者以人丁事产为主，后者以土地为主，两者相互参照、互为经纬。在此基础上又组建里甲制度。政府通过“人户以籍为定”，对全国人民实行最严格的人身控制，同时把各种人户无一例外的编入里甲组织之中，由里甲长带领着轮流应役当差。但这种貌似严密的制度经过不到几十年便已破绽百出，到明中叶以后更逐步趋于瓦解。这其中主要的表现就是人口的大量逃移。明中后期出现的流民运动对明初里甲制中户籍管理产生了强烈冲击，造成了户籍的混乱，更加深了各种社会矛盾。这在流民客户较为集中的两湖地区就有所体现。以前学者对于外来移民在明清两湖经济开发活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论述较多，但对该地区长期存在的主户与客户因赋役分摊不均所引发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却着笔甚少。本文即以“主客之争”为线索，分析流民客户的大量存在对当地社会经济生活所产生巨大的影响[1] ，以期深化明清两湖地方史的研究。

一， 明代两湖外来人口的移入与主客之分

二，

宋元时期，湖广还是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加之元末明初的战乱，人口进一步凋落，闲田旷土较多，开发程度也较低，因而成为吸引流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两湖方志中多有记载：如同治《汉川县志》云：“(元末)川沔一带，烟火寂然，至明初仍是土旷赋悬，听客户插草立界。”[2] 又据道光《安陆县志》载：“(元末)兵燹以来，晨星而列雁户者又几何，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城东有老户湾屋数楹，而无其人。鸟兔山之阴穴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庐舍，徙黄麻人以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余口，编里者七。”[3] 在湖南醴陵县亦是“醴陵各姓率多聚居，在数百年前皆客民也，……元明之际，土著存者仅十八户。湘赣接壤，故是时迁入者，以赣西赣南一带之人为多。”[4] 与人口稀少相对应的自是闲田旷土的大量存在，明人包汝楫在《南中纪闻》中即感慨：“海内旷土总不如湖广之多，湖广真广哉!”

除当地土著人口稀少之外，两湖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也成为吸纳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江汉一洞庭湖平原水土资源丰富，湖泊众多，交通便利，湖区还有大面积肥沃的淤积滩地，土质松软，易于耕种。而且从本区气候条件来看，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有利于谷物的生长。这些使之成为明代极具潜力的新兴农业开发区。即便是湘鄂西山区，也因其山大林深、开发较晚，拥有丰富的野生资源和山林草地。明弘治八年，竹溪知县曾熙曾指出：“荆襄迤西多长川大谷，土壤肥沃，物产富饶，寒者易以为衣，饥者易以为食，此天地自然之利，民必趋之，往岁流民潜聚，去而复来，因其所也。”[5] 这些自然优势对外地流民客户而言都极具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