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1912年到1919年期间，西藏的一系列独立倾向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强烈地表现于对英国殖民势力的依赖，同时其相应的行动也都无一不依仗以英国为首的外国殖民势力。

这一点可以从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得到证实。《蒙藏协定》是在以特殊身份潜入西藏的俄籍僧人德尔智的一手包揽下签订的;旨在策划“西藏独立”的西姆拉会议更是在英国的直接操纵下举行的。此外，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再度兴起的企图“独立”的活动，同样是在英、美等殖民势力的唆使和策划下进行的。1943年，西藏地方当局在英国嗾使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并首先得到英、美的“响应”。1947年，企图使西藏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参加印度“泛亚洲会议”，也是英印势力一手策划的阴谋。1948年，西藏“商务代表团”赴欧美考察，其一纸不合国际惯例的所谓“签证”是由美国驻香港领事发给的。

西藏当局这种企图依仗英美帝国主义势力搞“独立”的图谋，在根本上也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只会使西藏在政治和经济上变为英国的附庸和殖民地。事实上，1912年以后，主要由英国策划的“西藏独立”，无一不是以英国自身的利益为前提的。

在1913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以帮助西藏独立和收复西康为交换条件，私下利诱和威逼西藏地方代表在英方私绘的划有一条西自不丹东北，东至藏、滇、缅接壤处的边界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草图上签字，其险恶用心是将西藏境内约9方平方公里土地分割出去。

192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的帮助下施行新政，不料英国为进一步控制西藏，策划和导演一小撮亲英少壮派军人企图发动推翻西藏地方政府，取十三世达赖喇嘛而代之的政变，政变阴谋事先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察觉，当即下令革去擦绒首席噶伦兼藏军总司令职务，对参予阴谋的青年宰官也一律予以革职。此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停止了由英人帮助的军官训练，撤消了孟加拉警卫长英人莱登拉在警察局的权力，拒绝英国派使节驻藏的要求，并于翌年封闭了由英人主办的江孜贵族学校。

1944年，英国派出军队闯入西藏南部的察隅，接着占据了达旺以南的德让宗，并向门隅地区渗透。同时，英国又派出驻锡金长官古德(Gould)抵拉萨，威胁西藏地方当局承认把白马岗及达旺以南靠边境地区领土割让给英国。西藏地方政府召集僧俗大会讨论，通过了“藏地决不割让英国，并全体签字，如有祸患、僧俗共之”的决定。

由上可见，英国所经营和策划的“西藏独立”始终包含着其自身对西藏的领土野心和利益渗透，包含了极大的侵略成份，而这一点显然为西藏方面所不愿接受。所以，在1912年到1949年期间西藏方面与英国始终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说明西藏对英国的依赖实际上是有限度的，并始终保持着对英国的警惕和防范。

二、西藏是否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

毫无疑问，仅仅有独立倾向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独立。问题的关键是：在1912年到1949年期间西藏是否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要判定一个地区是否独立，实际上有两个非常简单的衡定标准：第一，该地区本身是否自认为其独立;第二，该地区自己确认的独立是否得到其所处主权国家及国际社会的认同。

首先，从1913年的《蒙藏协定》来看。这一协定披露后，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而且英、俄等国也都拒绝承认。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发表声明称，俄国政府遵循1907年的西藏专约，并不认为德尔智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官方代表，并说在他看来此协定是无效的。1913年3月15日，英国政府照会俄国政府，亦称：英国同俄国一样，认为《蒙藏协定》的签署人不具全权资格，此协定毫无政治意义。7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西藏地方代表夏札受命声明：“达赖未尝授德尔智以与蒙古订立任何条约之权，遗德尔智之书，系属普通信札，谨请其努力为佛教谋利益而已”8。由此可见，宣称“西藏独立”的《蒙藏协定》不但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而且在各国舆论的压力下，西藏地方政府最终不得不宣布它无效。

其次，就西姆拉会议来看。西藏地方代表虽在会议开始曾提出“西藏独立”六点声明，但事实上，即便在后来西藏单方面同英国签订的《西姆拉草约》上最终亦仅提到“外藏自治”，且“中国仍派大臣驻拉萨”(虽然《西姆拉草约》最后未经中国代表正式签字而无效)。西藏地方代表尽管私下与英国在《西姆拉草约》上签字，却并不能代表西藏的独立，也不代表西藏自身对其独立的确认。这正如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西藏为何在条约上签字，其动机不大清楚。西藏放弃了领土，把宗主地位由中国转给英国。它确实没有实现独立——除非说独立状态单单由有权与其它国家签字缔约来定。实际上，完全可以说西藏的签字本身正是它缺乏独立资格的一个例证”9从另一方面来看，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同样并不真正对西藏独立感兴趣，“他们只对寻求一种妥协解决办法去取得结果感兴趣，而不愿搞一个有权威的独立的西藏。会议为英国在西藏谋取利益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掩饰其真实意图的门面”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