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面所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封建主义是完全互斥的，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平等与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对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同小农经济这个封建体制的根基也是相对立的。资本主义要反对封建主义，除了政治斗争外，还需要以科学技术来作为思想武器和物质手段来冲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追求是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剩余价值的取得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制度，所以说资本主义对于科技的需要根本上和最主要地来自经济目的。随着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就迫切需要依靠科学提供更强有力的生产工具，如机器;需要凭借科技提供新的工艺和技术以不断降低成本、不断开发出新的产品，增加竞争力;需要依靠科技发展交通和运输工具，以在最大范围内使得原料和商品进行流通等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力，在经济上取得了优势的同时，它也就有了最终在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脱颖而出的力量。

而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在明末清初所扎根的土壤和郑和航海是相仿的，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始终奉行“重本抑末”的思想，商品经济一直受到压制，并且在那个时期封建制度尚处于非常强盛的状态，故而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是背负着非常沉重的压力的，其与科学的交相促进的局面终于没有出现，所以可以比附于西方的，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而产生的对科学技术的内在要求就是很微弱的，从而使得我国的科技发展没有能够走到突破口，脱离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终于没有能及时实现向现代形式的转变。尽管循着惯性，明代科技保持了相当高度，并且在不少领域还继续有新的突破和杰出的科技人物出现，但到了明末清初时期，中国传统科技便开始显出疲态，走向了下坡路。后来中国又开始长期陷于列强的侵略之中，传统科技已经势微到完全不可能实现质的突破了，并且西方科学技术开始由一批批传教士传入，此时中国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学习和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了。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古代科技并不是在明末清初时就陷于停顿或者退步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这只是西方科技迅猛发展映衬下的一种思维陷阱而已。有学者称，这可以看作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能说是中国停顿，而是西方的迅速发展，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但中国传统科技没有进化为现代形式和在当代的落后却是不争的事实。

可是，“在西欧，中世纪时小国林立，形成多层次的封建结构，王权不彰，封建势力相对薄弱，因而出现了王权、贵族、教会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多元化权利结构。至中世纪末期西欧王权提高，民族国家形成，新兴君主往往联合城市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贵族，目的在于加强自己的政治与财政力量”。【22】也即西欧的封建势力是远远薄弱于其在东方的“伙伴”的，加之文艺复兴深深地赋予了欧洲人平等、民主、自由的观念和对人的价值的高度崇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所以，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与中国萌动的时间是大致一样的，但其自萌芽伊始就处于远较中国有利的多的社会条件之中，使其终于得以成长壮大起来。马克思正是在敏锐地观察到了欧洲资本主义和科学交相促进发展的图景之后说“资本主义生产首次在相当大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而且，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世纪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23】。这一段话已经非常明白地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对近代科学产生的决定性作用。

(二)

中国传统的航海事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模式都具有鲜明的官办特色。这一点，从一定意义上是有益于这两项事业的发展的，因为可以凭借国家权力集中人财物的力量，使得它们有目的、有保障、有组织地获得一定发展，可以做些零散科学活动做不了的事情，比如大规模大地测量，并甚至在某些方面达到令人瞩目的高度成就，比如最系统和完整的天文观测数据和规模浩大的郑和下西洋，但是这种特点同时又给他们的长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造成畸形发展，终成为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之所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船队回国后不久，下西洋作为一种官方组织的大规模航海实践即被宣告停罢，由是，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嘎然而止，终于没有再在历史意义上向前迈进一步，以后也再没有堪与之比拟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出现。对于郑和下西洋之动因和停罢的原因的看法甚多，但不管哪一个或哪几个成立，郑和航海无疑都是在皇帝的直接授意下和国家的直接组织之下展开的一种国家行为。这样，我们不难看出，郑和航海之所以突然停罢，其后果对封建秩序造成冲击、人财物消耗巨大等等是客观原因，朝丞反对，斥为弊政，是直接原因，但根本还在于郑和航海是一种没有广泛社会基础、深刻经济动机或者个人功利目的纯然官方行为，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意志和长官意志的产物，并且不符合最基本的经济意识，是一种畸形的航海和贸易行为。因此一旦政治环境或者统治者的兴趣和需要一变，或者为郑和下西洋提供物质保障的强盛国力开始衰落，那其突然停罢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也即其所以存在和所以不存在都缺乏深刻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本身虽然表现为中国传统航海事业的顶峰，在航海科技上也是一种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它实际上又不是倘若能正常发展的民间和国家航海事业的代表，而是在官方的组织下表现为一枝独秀，背后是民间航海的委顿。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大航海活动尽管有官方的参与，却没有纯然官办和官方垄断的特点。从哥伦布和麦哲伦两位大航海时代的“英雄”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不但不是官方组织的，反倒是个人的探险、发财的欲望在个人能力和实力不足时而主动寻求官方支持，以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而且是以契约形式保证的(中国民间不是没有同样的热情与能力，只是被外力给压制住了，所以没有表现出来)。1484年哥伦布向葡萄牙推销自己的计划，但是遭到冷遇和拒绝，1485年，他又游说西班牙，西班牙王室倒有兴趣，但是直到1492年才批准这项耗资巨大的计划，并与他签定了《圣大菲协定》，以期分享此项探险活动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当时西班牙经济拮据，西班牙王后伊莎贝拉为了支持哥伦布的远航甚至卖掉了自己的钻石首饰。麦哲伦本是葡萄牙破落贵族，曾为葡萄牙王室效力，1513年他一再请求国王允许他组织船队进行环球探险，然而国王却不理睬他，绝望的麦哲伦只好在1517年离开祖国，投奔西班牙塞维利亚城的要塞司令。麦哲伦的环球航行的计划得到西班牙国王的批准，与他签署了远洋探航协定。按照协定，麦哲伦被任命为探险队的首领，所率船队的船只由国家提供，航海费用由国家负担。探险过程发现的任何土地，全部归国王所有，麦哲伦充任总督，新发现的土地的全部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归麦哲伦所有。在这些历史上的大航海家扬帆的同时，欧洲的港口出现的是一种千帆尽发的景象，比如哥伦布的“发现”虽然没有马上给西班牙带来明显的收益，但是随后接踵而至的冒险者如科尔特斯、皮萨罗等却从美洲攫取了无数金银财宝。

不难看出，西方大航海时代缤纷壮阔的航海活动，是建立在历史性的需要的基础上的，国家和个人互相借助、双方得其利的航海活动，其发生和发展是有内在逻辑的，有比较有势力的社会基础的，故而我们可以设想，其并不是容易被突然终止的，而且即便遭受暂时的挫败，也有深厚的动力和韧性重新发展起来，正所谓大势所趋。

类似地，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有着浓厚的官办的味道。“在封建社会的中国，象对盐、铁、铜、矿山、外贸等大都实行官办一样，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和技术也大都是官办的”【24】，例如制订历法、编写医书、组织大规模地理调查、长期系统观测、记录天象等等。朝廷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具体事务，比如专司观测记录天象的钦天监，官方科学活动拥有一套完整的体制，科学家往往又兼具封建官僚的身份。封建的官办事业，可以集中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因此对科技发展有它有利的一面。但是，官办的科技也有很大弊端：它以满足封建统治者需要为目的，只注重关乎统治需要的方面，比如农业是封建中国的立国根本，所以农学发达，关乎农时的天文历法也随之发达，而科技的其他方面得不到相应的发展，致使科技发展多少表现出一些畸形;这种特点也使得民间科技基础和传统相对薄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科技成果对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和科技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在明末清初中国传统科技经历危机时期和面临变革的机遇的时候;这种风气也部分导致了中国传统科技的实用性很强但缺乏理性主义精神，这对于其向近代科学形态的转变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封建社会的官办科技事业中，领衔的多是大官僚，本身又多数不懂得科技，却班门弄斧，或以此为例行公事，而科技人员(多数人同时也是封建官僚)也多是把?视为敷衍官差，探索自然奥秘和发明新技术的职责被受禄任事的封建官僚体制所冲淡”【25】，扼杀了探索的动机。而在欧洲发生科学革命促使其古代形态的科学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人们刚刚从中世纪的禁锢中走出来，感同身受着思想的大解放，又伴随着希腊科学的被发现和重新解读，于是学者们急切地把探询的目光从上帝转向了自然和人本身，因此，充满热情、自由探索的风气正是那个时代的科学交响曲的主旋律，并且涌现了一批学贯古今、文理兼备的科学家、思想家。因此，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官办特征的种种弊端使得随着封建秩序走向没落，依附其上的传统科学技术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随之走向衰落。中国传统科技一旦失去官方动力，内在自发力量便自然不足了。凡此种种，中国古代科技又何以能够自发地取得现代形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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