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完全断绝海洋活动又是做不到的，因为明庭要面对这样一个矛盾的局面：一方面，要达到获取香药、胡椒、奢侈品、奇珍异宝等必需物品、执行外交战略、维持宗番关系以满足明帝“御领万方”的封建大一统思想和虚荣心、廓清海道和孤立平息反叛势力等等目的，均还是不得不通过海道与外国发生一定联系，另一方面，朝廷又深恐发展民间航海贸易动摇封建统治基础，大力禁止民间航海活动，那怎么办呢?于是就滋生出了朝贡贸易这种明代特有的官方垄断航海行为，郑和下西洋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执行“朝贡贸易”。 虽然，郑和航海和朝贡贸易不可否认多少有少量贸易的内容，但其主要着眼不在于贸易，而更多地着眼于政治、军事、外交和统治者的个人欲念等一些方面。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因，已经做过很多研究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比如：就成祖登基而昭告天下，并平“靖难之役”上台之信任和政权危机;秉承中土大国的思想，“耀兵异域”， 推行朝贡贸易，希望“统御万方”，“教化四夷”，满足一种权力和尊崇的愿望;“宣德化而柔远人”，起到笼络海外各国并孤立沿海反叛势力的目的;“廓清海道”以通贡使;为采买国内缺乏的香料、药材等物品以及为朝廷搜罗珍异;以及“踪迹惠帝”说、“ 联印抗蒙”说等等。可以看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秉承传统的封建大一统思想，通过海上活动移植封建王国的治国方略，“其海外活动完全着眼于国内政治”【7】，而贸易活动和经济意义是附属于前述这些目的的【8】。故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远航，就决定了在主观上，其初衷不可能是由于强烈的内在经济目的驱动而发展大规模的航海贸易，而徒具其船队之宏大规模。尽管我们可以从史料的记载上看到这种朝贡贸易进行得热闹非凡的景象，也不能否认其于国于民带来的诸多经济利益【9】，但是因为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不是贸易，并且朝贡贸易中发生的交换和交易行为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因此其在经济和贸易上的实际作为和成效只能被视为是非主观的和次要的。朝贡贸易过程中包含了大量无偿赏赐，交易也主要以实物互易的方式进行的【10】;而且或少纳多赐或高买低卖，付出远大于收入;采购也集中于香药和奢侈品，更多是单方面的消费【11】，而非相互贸易，并没有使中国方面获利多少。其结果是朝贡贸易耗费巨大，以明朝当时强盛的国力亦感觉到了维继之难，“岁时颁赐，库藏为虚”【12】，也因此才使得以刘大夏为代表的禁海派得以引此为据而焚毁了郑和航海官方档案。在推行朝贡贸易的同时，明庭又厉行海禁，强行中断民间航海贸易的正常发展。然在宋元时期，那时航海贸易总体是官民并举、有来有往的，而且其发展受到官方的鼓励，因此是一种活跃和积极的贸易景象，这样才对宋元的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宋代可以说是我国的重商主义时期，国内外贸易都发展到了当时世界上的高度水平”【13】。在明代，曾获利甚丰的市舶制度也一度(洪武、永乐年间)蜕变成为执行朝贡贸易和防止民间航海贸易的工具【14】，“这与宋元两代讲究市舶之利，以助国用的指导思想，大相径庭”。【15】

同时，由于郑和航海是官方性质的航行，个人经济动机在其中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最多在特许的情况下从事一些小规模的商品互易。“由于郑和船队官兵，有很大一部分原系各卫所的漕军，他们在押解漕粮时，常常附带私物沿途货卖谋利，所以随郑和出国后，也当然不会忘记利用这个谋取私利的机会。在郑和船队“贸采琛异……充舶而归”的过程中，自然也包含着部分属于个人的贸易活动【16】。同时，朝廷也将这种特许私人贸易作为对出海将士的一种慰劳和鼓励政策，比如宣德五年五月一份下给郑和的敕书，令郑和“仍于南京天财库支钞十万贯，与尔下番之费。其西洋诸番国事，皆付托于尔，唯尔心腹知识，老成旧人，以副朕委任之重，尔宜慎之” 【17】。但是，这样的贸易活动和利益驱动在郑和下西洋的大规模活动中起的作用自然是微不足道的。

凡此种种均表明，郑和下西洋一举是缺乏深刻的经济动力的，因而也是缺乏社会基础的。故“一旦海洋事业的发展给中国封建社会肌体内部带来积极活跃的经济因素，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正在加强的封建专制制度产生冲击，封建统制者只有采取“禁海”，限制和扼杀经略海洋产生的积极因素，维护它超稳定的封建经济基础，这就是郑和下西洋顿成绝唱的所在，也是明中叶以后中国厉行海禁，对利润丰厚的民间航贸也三令五申加以禁止，以至把海上活动限制在封建经济补充范围的社会原因。【18】”总体上看，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明前、中叶的主要航海图景是一种没有蓬勃的、顽强的内在力量的航海，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根本上是缺乏生命力的，因而很容易为外力所阻，表现为突然终止，并且部分地由于其惯性与遗毒【19】，使得中国航海事业没有后劲，加之欧洲人开始挟其强劲的航海能力和日盛的国力来到东方，对中国形成制约和威胁，中国传统航海事业终于未能再振，而是走向了下坡路，错失了发展海洋事业的机遇。

再反观航海事业在同时期稍后的欧洲又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该时期欧洲的航海行为整体而言是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的行为【20】。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哥伦布等人的航海发现一经传回国内，就会引发大航海、大贸易、大移民的热潮和为什么那个时代欧洲航海的热潮一波接一波，因为他们的社会对此是处于“有准备”的状态。当时，欧洲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由于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奇缺，严重地制约了资本的积累。当时欧洲使用的货币主要是金币，黄金又是重要的装饰品，是财富的象征，所以人们对它的欲望是无穷的，而欧洲每年的黄金开采量却非常有限，而且由于此前东西方之间的不平衡贸易，也导致了金银的大量外流。这一切导致了人们狂热地寻找黄金。哥伦布曾经说过：“黄金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做到一切。有了黄金，可以把灵魂送上天堂”。这就是当时欧洲人的心理写照。恩格斯也曾指出：“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在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各国都怀着目的去找寻新的未知世界，有些君主想藉找寻新世界去扩张领土。大部份的君主、探险家都希望能找到金、银、香料和一些特别同有价值的东西。一些银行家、商人则希望能找出新的贸易航线，这是一个何等蠢蠢欲动的世界呀!由于两条通往东方的传统商路都分别为土耳其帝国和阿拉伯人所阻，所以急切的欧洲人不得不努力探寻新的航路。同样与郑和航海不同的是，航海家个人的经济利益等功利性的动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在哥伦布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于1492年4月为海上探险而签署的《圣大非协定》中有极为清晰的呈现：哥氏可投资全部西航经费的八分之一，而以新殖民地所获利益的八分之一作为报酬;新土地的任何经济利益，哥伦布均可以征收十分之一作为税金【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