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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昌济是近代中固伦理史学上的一位特殊人物，特别是他的德性伦理观具有立言、立德、立功三位一体的特征。由于他和毛泽东等人的特殊师生关系，他的伦理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代青年人。使他们形成了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追求个性品质的完善，树立了变革社会的伟大政治理想，并且一以贯之地为之努力奋斗。实现了中圆的伟大变革。探索扬昌济的伦理思想，对于我们了解毛泽东性格的形成和毛泽东思想的发轫、产生和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杨昌济;德性伦理观;青年毛泽东;影响

杨昌济是中国近代哲学、伦理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从家学起步。上承程朱理学、王船山客观的辩证哲学思想、曾国藩的心性学说。下启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代青年，秉承了湖湘文化“穷究天人”、探索宇宙“大本大源”的哲学思维，又强调立志修身、务实救国的“经世致用”之道。他的以阐发爱国主义为基石的政治伦理。以探索求实致用为质点的生活伦理，以建立开放平等关系为目标的家庭伦理。以塑造圣贤豪杰品格为特征的德性伦理构成了他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特别是他的德性伦理观具有立言、立德与立功三位一体的特征。延伸了湖湘伦理文化的内容。也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历史地位，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等人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使之做成了一种奋斗的、积极的、向上的人生价值观，追求圣贤豪杰品格的自我完善。树立了改革社会的远大理想。并为此而努力奋斗，实现了变革社会的伟大政治理想。

一、杨昌济德性伦理观形成的文化背景

湖湘文化是杨昌济德性伦理观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湖湘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致知力行，”所谓“致知”，就是“穷究天人”，探索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源，认识自然界和社会，寻找其发展的规律性;所谓“力行”，就是用探索到的规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改革社会，实践人生的目标。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他们更多地不是才情诗人，他们的智慧都表现出哲学上的思辩、政治上的洞明，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都主张“内圣外王”之道，在方法上，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很好地把“致知”与“力行”统一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上。这种“致知力行”、“经世致用”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杨昌济德性伦理观的形成。

杨昌济主要吸收了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和民族大义的主张。从现存公开刊行的《杨昌济文集》和《达化斋日记》来看，杨昌济壮年时期研读得最多也最深并持之以恒的是两个人的著作。一个是王船山，一个是曾国藩。王船山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力行而后知之真”。“知行相资以为用”，“第一不容缓。则莫如行”等一系列辩证的和唯物的知行观，初步揭示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目的、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受船山“知行观”的影响，杨昌济把“知”与“行”推广到改造社会与人类的政治责任上来。提出。某君专重力行。不重学问;某君则专恃天才与经验，不重学问。不知学之不讲，则力行只是言行，行之愈大，危险愈大。若专恃天才与经验，所知终是有限，终不如彻底研求者，肄应不穷也。不过，杨昌济看得最多的是王船山的史论著作，从中吸取的主要是王船山的经世思想和民族大义的政治主张。船山史论的出发点是“家国之痛”。就是要“反清复明”，重新确立汉族的统治地位。杨昌挤批判地吸收了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他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改造成为抵抗外国侵略，富国强民的现代爱国主义思想。所以在杨昌济那里，“力行”指的是改造和变革人类社会、治国济世的伟大实践，“学问”指的是政治才能、政治修养和品质，这样很好地把个人道德实践与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鼓励人们要积极投身于伟大社会变革中去。

杨昌济是把曾国藩当傲湘中理学传人的圣贤来看待的，受他影响最大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曾国藩的“义理学说”，他认为曾国藩治世做人循“理”，讲究一个“义”字，是实践道德的人中豪杰和楷模。他多次提到：“曾国藩以侍郎假归，在其湘乡故宅，不带仆人，一仍其前日寒素书生之旧。豪杰之风度。固非常人之所能及也。”“曾涤生家书有日：‘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秦，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苦哉此心。令人肃然起敬。所望有志之士。贞介自持，不染污俗，以廉耻相尚，以清廉为高，造端甚微，收效必巨。”杨日记的其他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杨主要佩服的是曾国藩的道德学问和道德实践。据此他提出：“少年为学，但宜默识圣贤之遗训。而一一躬践之。于世俗之言行接于耳目者，则一裁以天理之节文，使是非可否，了然于心，以为思齐自省之助，而不必形之论说。动辙诋祺，以其近妄且招怨也。”闱他告诫人们要常学圣贤之道，常思己之过，使是非明了于心，纳于言，敏于行。二是曾国藩务实的“经世之说”。在杨昌济看来，曾国藩高深的道德学问是为实现他治国安邦、经世致用服务的，是知与行的统一者。他特别佩服的是曾国藩提倡经世治国的务实态度，“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能立法为主。余谓改良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大计者，乃是真人才。”清代盛行考据学，一些汉学家菲薄空疏的宋学，把人们考据的目光引向博稽古典文集，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实证”。曾国藩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矣。”杨昌济深表赞同，认为“但求实证于古而不求实证于今。但求实证于文字而不求实证于事物。又岂得实证哉?”对曾国藩每日看营墙、亲自点兵查营、丈量战壕的务实作风更是称道不已。敬佩至极。

如果说王船山、曾国藩对杨昌济的影响是通过研读他们的著作、吸收他们思想内核的话。那么谭嗣同对杨昌济的影响则是直接的。1898年，戊戌变法进入高潮。杨昌济正就读于岳麓书院，参加了谭嗣同等人组织成立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该学会以讲学为主，每月讲演四次，杨昌济每次都参加，他深为主讲人才气横溢、论点新颖所折服。有时还就自己感兴趣而又弄不明白的问题向谭嗣同等人请教。在一次讲演会上，杨问谭嗣同：“如何理解天地之大德日生?”谭嗣同非常赞赏这一问题。说“独能发如此奇伟精深之问。此岂秦汉以下之学者胸中所能有哉?”他回答这一问题时说：“总之以民以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说皆通矣。”杨昌济把“以民为主”作为记录这段话的“主旨”。在仔细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之后，他深受启发，“乃知中国三纲之说，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对于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更为杨昌济所称道，“余研究学理十年有余，殊难极其广大;及读谭浏阳仁学，乃有豁然贯通之象。……开篇盲以太能显出宇宙之全体：自身而家，自家而国。自国而地球，自地球而太阳。自太阳而昴星，自昴星以及无限之世界，皆互相维系，终古如斯，无非以太之力。吾由此而知吾向所抱持之宇宙观念，不免太狭隘也。”他对谭嗣同的“心力说”和冲决“罗网”的精神非常敬佩。对于谭嗣同倡导成立的“延年会”积极支持。后来杨昌济把该会的“惜时”、讲卫生等主张进一步具体化。杨昌济在他的文章、讲课和日记当中，高度赞扬了谭嗣同的爱国热情和为国捐躯的壮烈举动，表达了衷心的崇敬之情。

从以上可以看出，杨昌济完全继承了以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湖湘伦理文化传统。并且充分地体现出了湘学的基本特征，这就是理学和实学相结合以及民族大义。亦即所谓的治学修身、内圣外王之道，他后来向学生讲授的也就是理学的立志、修身，同时倡导治国经世的实学，讲究理想人格的自我实现，亦即立德、立功、立言、德业俱全的圣贤，他向学生推崇的也是这些人，这也构成了他哲学、伦理学的思想基础。是他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杨昌济德性伦理观的主要内容

杨昌济关于圣贤豪杰的社会德性伦理观。在其“圣人化众贤”的英雄史观支配下，把个人置于社会的大环境下。个人对于社会当处如何之态度，其中心内容就是人要树立为国家、民族强盛而努力奋斗的远大理想与抱负。《论语类抄》中开篇第一章就是“立志”，“所志大则所学大、所思大、所为大，斯为大人矣。……所志小，则所学小、所思小、所为小。斯为小人矣”，鼓励人们要做大人物。处于新旧交替的黑暗的旧中国。杨昌济身坐幽室，心怀天下，教育人们特别是他的学生们要有远大的理想，肩负起社会的责任，他说：“人生坠地后，即为五大伦关切之身，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有万不可逃之责任。若所属之国家濒于危亡，则尽责更难。负责更重，非有超世之识。盖世之气，不足以当此难局。”“识”，就是指广博的学识，能够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胸怀全局;“气”就是非凡的志气，坚定的信仰，百折不回的毅力，经天纬地、经世治国的圣贤豪杰的品格。他认为，真正的有志之士。能够通天人之际，究古今之变，“所以争天下不争一室。争百年不争一日者，良以必争天下而后可争一室，必争百年而后可争一日也。”就是能够心怀天下，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具有远大的人生理想。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呢?

第一、要有坚定的信仰杨昌济借用了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论述意喻人们要有自己的信仰。“不可夺之志”，就是要确立自己的坚定信仰，不可随便抛弃自己的主义，“有不可夺之志。则为无不成矣。”嗍他引用王船山的话，“唯我为子故尽孝。唯我为臣故尽忠，忠孝非以奉君亲，而但自践其身心之则。”旧认为王船山的这一思想是对中国古代奉君亲伦理的极大突破。爱人敬事要以我为主，实践自己的信仰。杨昌济又联系到当时中国共和国初建。奉君亲的名义已经不复存在，“然舍身殉国之义自在也”，人们要为社会、国家树立自己的“主义”，因为“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利益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由奉君亲到尊重自我的价值实现再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与融合。杨昌济在树立坚定信仰方面发展了王船山的思想。他说。“个人必有个人之主义，民族必有民族之精神，欲改革社会，必先改革社会之理想。”他的社会理想就是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

第二、贵在坚持他认为人确立了自己的理想还不够，必须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到底不懈”，这就需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在总结自己人生经验时说：“吾元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他受近代德国哲学家赫尔巴特的影响。认为这种坚韧力来自于自己的良心对事物的认同。内心得到了自由。“临难毋苟免，见危授命，乃意志之强同于良心之强之状态也。”因此。道德教育就要养成人们特立独行、坚韧的品格，他说，“人生之目的在于实现其理想。而理想者久大者也。包含人、我，包含个人、社会、国家。包古人类全体，包含古今，包含过去、现在、未来。欲实现此久大之理想。固非一手一足所能为力，亦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为功。故实行尤必继之以坚忍。始能竟实行之功也。世界无尽，我愿无尽，而实行终自有限，要在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而已。”他提出要实现社会理想、人类理想，个人的力量和生命是有限的。只有“加入此实行于人类进化全体之中”，才有可能实现。个人志向虽挫于一时，但前赴后继，世界就会大受其影响，因此，志向是不可夺的，坚忍对于实现理想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第三、要有杀身成仁的勇气受朱熹理学观的影响，他主张人要为理殉身，为道而死，这样死得其所，心安理得，成全了一个“仁”字。他的这个“理”是大理，是为家、为国舍身从义、杀身取仁的大理。“吾观世之君子。有杀身忘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实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也。家有大难，死一男而生一家，孝子所愿也;天下万世有大难，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仁人所愿也。……毒蛇螯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其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成仁而死，则身死而心生;害仁而生，则身生而心死。”他在这里深刻地揭示了“仁”的社会含义。就是要舍小为大。以民族与国家的存亡为己之责任，舍一身成全家，舍全家为国家。留英名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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