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肩负开拓宗教事业的使命，在中国权贵面前一直比较谨慎。为了保住在北京的立足点，传教士未必胆敢犯欺君之罪。纪理安要绕过钦天监的其他人员，以及礼部和工部去欺骗皇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一记载，礼部左侍郎张照在1740年8月10日上奏请求保护旧仪器，并责备纪理安：
“元臣郭守敬仿玑衡遗意，制造仪器，向置观象台上，留传至今四百余年。嗣因西洋人纪里安，因制造新仪，将旧仪销毁，惟存简仪、浑仪、仰仪等数件。今又有交养心殿改造器皿之议。窃思羲和以来，中国所存躔度遗规，惟此一线，良可爱重。岂宜销毁?乞敕下礼部，会同钦天监，查观象台旧仪完全者几座，不全者几座，开造清册三本，分贮内阁、礼部、钦天监，以昭慎重从之。”[46]
这段奏文支持了纪理安造仪器的说法。
再者，与18世纪的法国天文仪器相比，纪理安的仪器显然是过时。如果认为法国人故意把落后的装置当成精品送给中国皇帝，这似乎不合情理。我们认为，纪理安在中国监造仪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能在清朝礼部或工部的文献中找到有关的记述，那我们就可以作出一个肯定的结论。
地平经纬仪的设计风格完全是欧洲古典式的。它等于把南怀仁的地平经仪和象限仪又合成一架仪器，其主要观测部件与罗雅谷的《测量全仪·仪器图说》中描绘的地平经纬仪基本相同，与第谷的地平经度象限仪相近。
这架仪器在结构设计和零件设计方面与南怀仁的仪器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处。它的象限仪立轴与南怀仁象限仪的轴一样。伏兔(轴座)的结构与南怀仁地平经仪的伏兔没有差别。它的地平圈和象限弧的角度刻度划分方法与黄道经纬仪相同，最小刻度也是1′。简略的文字记载没有说明窥衡上是否有一种能够细分1′刻度的指线。1902年，法国人归还地平经纬仪时，上边缺少了窥衡。铜器铺的师傅为它配制了一条窥衡[47]。1995年，修复者补制了窥衡、铅垂，窥衡上没有细分1′刻度的指线。我们不知道补制的窥表(照准器)是否与原设计的完全一样。
它与南怀仁仪器的设计风格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首先，它所用的刻度数字是阿拉伯数码，边上只有 “三十度”、“四十度”等少数汉字标记。其次，黄铜表尺是镶嵌在仪面上，而不是在仪面上直接刻出的。第三，象限弧正面的靠近内缘处安置了一列细小的铜柱;它们抵住照准仪，目的是防止照准仪磨坏刻度面。第四，从补制的窥衡来看，窥表与南怀仁的象限仪不同，采用了中心开小圆孔的立耳结构。第五，座架的造型和装饰风格是欧洲式的，不带任何龙、流云、狮子等中国传统造型。第六，上面没有刻制造年代和监造人的姓名。最后，座架周围未砌石台阶，操作和读数都比较费力。如果一直就没有台阶，那说明平时很少使用。它的设计者可能就是远离欧洲技术发展主流的传教士纪理安。圆明园的某些建筑采用了典型的欧洲造型艺术，观象台的地平经纬仪设计成欧洲式造型不是不可能的。
康熙朝后期，传教士还为皇宫制造了日晷、星晷仪、象限仪等礼器。据《大清会典》记载，钦天监于康熙五十三年“遵旨制中表、正表、倒表各二具，均高四尺;铜象限仪二具，半径均五尺，昼测日影，夜测勾陈帝星，测得畅春园北极高三十九度五十九分三十秒，黄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三十秒，比旧少一分三十秒”[48]。这两架仪器很可能是一种便于拆装和搬运的仪器，刻度划分至少达到了1分甚至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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