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刘处玄《仙乐集》中的《天道罪福论》在推进善恶报应观念方面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天道罪福论》用通俗的语言，列出了必受赏罚的善恶行为一百种，比如：“无损人罪，赐益寿福;无杀害罪，赐修生福;无嫉妒罪，赐夷善福;无攀缘罪，赐全神福;无恶逆罪，赐孝子福;无善道，则赐轮回罪;无公平，则赐生灭罪;无忘贪，则赐不足罪;无常情，则赐寿夭罪;……无善福，则赐恶报罪;无三孝，则赐十恶罪;无明见，则赐幽冥罪;无真禧，则赐身堕罪;无真常，则赐荣枯罪;无厌世，则赐万浊罪;无炼形，则赐贩骨罪;无悟真，则赐迷伪罪;无爱善，则赐堕恶罪;……无害物，则免镬汤罪;无恋情，则免死苦罪;无幻形，则免去来罪;无生乐，则免死哀罪;意普敬，则免不平罪;无新愆，则消旧业罪;顺天条，则免过去罪;积阳道行，无阴路罪;修阳道功，救永沉罪;达无为道，无万有罪。”[10]

显而易见，《天道罪福论》的宣讲对象不会是普遍有着较高文化修养的全真教徒，而是普通的中下层民众，因为它并不着意于抽象的理论说明，而是杂糅三教的观点，用不容怀疑的语气将宗教“真理”通俗化、具体化，形成具象而实用的善恶报应说教体系，并直接指导世俗民众的文化生活，从而起到劝善止恶、扶世助化的作用，其功能与作用已非常接近于宋元时期广泛流行的劝善书了。

劝善书又称善书，是一些专门宣传伦理道德、劝人弃恶从善的小册子。这类书籍儒、释、道三教都有，而以道教劝善书的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在宋元时期，影响最大、流传最广者，莫过于《太上感应篇》和《太微功过格》。

《太上感应篇》是根据道教教义编成的一篇通俗劝善书，大约编成于北宋末年，在南宋和元代广为传布，并延至明、清。南宋时，宋理宗，亲手为其刊本题写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太上感应篇》遂一时身价百倍，并得以广泛传播于社会。它以“太上”规诫的形式，劝导人们行善弃恶，此书的核心思想正如其开篇所云：“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身。”[11]为了保证规诫的权威性，《感应篇》首先抬出令人敬畏的神仙：上天有司过之神，天神会根据各人善恶程度的不同给予不同的赏罚，而赏罚的最直观体现就是寿命的长短，即《感应篇》所言：“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值得注意的是，《感应篇》所规定的善恶标准，基本以儒家的三纲五常为基础，比如，其所谓善，就包括“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犹老怀幼”等等。其所谓恶，包括“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凌孤逼寡，弃法受贿”等等。由此可见，《太上感应篇》重在善恶报应观念的普及，它是“把封建伦理纲常和鬼神信仰加以糅合，炮制了一个新的枷锁，赐给了世俗世界。”[12]我们不难想象，有皇帝的提倡、神灵的监视、对福寿的希求以及对祸夭的恐惧，再加上文字的浅显通俗，《太上感应篇》所宣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势必会深入人心，并在“世俗世界”形成一种普遍的信仰。

比《太上感应篇》更通俗、更实用的是《太微功过格》，它成书于金大定十一年(1171)。功过格是道士自记善恶功过的一种簿册，《太微功过格》也认为有天地神灵在监督着人的善恶行为，并予以报应。但是，它比《感应篇》又有了新的发展，《感应篇》虽指明了善恶的“定性”标准，但还没有给出一个“定量”的标准，而《太微功过格》则明确标出了善恶行为甚至意念的等级标准和功过的计算方式。它以表格的形式，立“功格三十六条，过律三十九条，各分四门，以明功过之数。”例如，“以符法针药救重疾一人为十功，小疾一人为五功，如受病家贿赂则无功。”“赈济鳏寡孤独穷穷民百钱为一功，贯钱为十功，如一钱散施积至百钱为一功，米麦币帛衣物以钱数论功。”“修合毒药欲害于人为十过，害人性命为百过，害人不死而病为五十过;害一切众生禽畜性命为十过，害而不死为五过，举念欲害为一过。”“恶语向君亲师长为十过，向善人为八过，向平交为四过，向卑幼为一过。”[13]然后，它规定修真之士每晚临睡前，对照表格，自记功过，以明功过之多寡。而且，天上神灵也有这样的记录，两相对照，一月一小比，一年一大比，功多者得福，过多者得咎。显然，它与《感应篇》相比，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故而深受欢迎，自《太微仙君功过格》出现以后,各种功过格便在宗教界和民间大量产生。

受道教劝善书的影响，佛教劝善书也应运而生，在宋元时期，佛教劝善书的主要形式是“宝卷”。宝卷由唐代变文演化而来，按照郑振铎的观点，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宝卷’的结构，和‘变文’无殊;且所讲唱的，也以因果报应及佛道的故事为主。”“佛教的宝卷在初期似以劝世经文为最多。”[14]既然是劝世，就必然具有强烈的世俗伦理化趋向;既然是在瓦子中讲唱，就说明它的确受到时人的喜爱。于是乎，佛教所主张的善业恶业皆为各人自作自受的论调，也以通俗的形式加入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合唱之中，将儒、释、道的融合推向高潮。事实上，宋元时期善恶报应信仰最为显著的特征，正在于三教善恶观念的高度融合，尤其在中下层社会更是如此，因为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神灵之威、地狱之苦，都是他们所敬畏的;今生之乐、子孙之福，都是他们所希求的，所以，圣、仙、佛均与膜拜，所以，积善远恶就成为了最自然的选择。

三

如上所述，善恶报应信仰乃是一种泛宗教性质的意识形态，因此，它的发展和盛行，不仅具有整顿人间伦理秩序的作用，同时也必然会对文学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宋元戏曲上的表现最为突出。

在现存的宋元戏曲中，与善恶报应相关的剧目非常多，无论何种题材，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这一问题。在宋元戏曲中，善恶报应观念可谓俯拾即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类的句子：“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早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幽闺记》)“笑你每怎招取，到这世如何推抵?谩诲人已后毋得忘义!负恩忘义不见机，贪荣图贵好心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奸邪簸弄祸相随，孙氏全家福禄齐。奉劝世人行孝顺，天公报应不差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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