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在《答廖子晦》、《答应仁仲》等书信中，朱熹都提到了礼书编纂的进展情况[9]。如《答应仁仲》：“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此弊，恨不得令韩文公见之也。”[10]前贤即指韩愈。在《答李季章》“所编礼传，已略见端绪，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余间未死，且与了却，亦可瞑目矣。……今大体已具者盖十七八矣。”[11]这时，朱熹已年69岁。而越到后来，朱熹精力益衰，“甚望贤者之来，了却礼书”，成了朱子最终的愿望。

前人的研究多有论及参与朱子编修礼书的人士，如据白寿彝、钱穆考证，先后参与协助朱子编修礼书者，有刘贵溪、赵致道、黄榦、吕子约、刘履之、刘用之、应仁仲、赵恭父、廖子晦、潘恭叔、杨复、浙中朋友、明州诸人、四明永嘉诸人、江右朋友等[12]。

此外，钱穆还提出，朱子编修礼书之事，似发端于其与吕祖谦一派的学术交往所受的启发[13]。如在《答潘恭书》中，朱熹提到，“《礼记》须与《仪礼》相参通修，作一书，乃可观。中间伯恭欲令门人为之，近见路德章编得两篇，颇有次第。然渠辈又苦尽力于此，反身都无自得处，亦觉极费功夫。熹则精力已衰，决不敢自下功夫矣。恭叔暇日能为成之，亦一段有利益事。但地远不得相聚评订为恨。”[14]据此，钱穆认为，“东莱先有意为此事，朱子继起在后”。[15]笔者以为，从朱熹的思想学术的抱负来看，或可以说是同有此意乃至不谋而合更为适宜，因为从朱子文集中的《问吕伯恭三礼篇次》一篇[16]来看，朱熹对重修三礼已经有所计划以至正在进行中，所以才有与吕祖谦的如此探讨交流。其所列篇次也正是后来的《仪礼经传通解》篇次的雏形。

朱熹编修礼书是经过几番设计而后才定型的[17]。作为《仪礼经传通解》的雏形亦即其前期计划是：

《仪礼附记》上篇：《士冠礼》，《冠义》附;《士昏礼》，《昏义》附;《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饮酒义》附;《乡射礼》，《射义》附;《燕礼》，《燕义》附;《大射礼》;《聘礼》，《聘义》附;《公食大夫礼》;《觐礼》。

《仪礼附记》下篇：《丧服》，《丧服小记》、《大传》、《月服问》、《间传》附;《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丧大记》、《问丧》、《曾子问》、《檀弓》附;《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祭义》、《祭统》附。

《礼记篇次》：《曲礼》、《内则》、《玉藻》、《少仪》、《投壶》、《深衣》，六篇为一类;《王制》、《月令》、《祭法》，三篇为一类;《文王世子》、《礼运》、《礼器》、《郊特牲》、《明堂位》、《大传》(与《丧小记》错误处多，当厘正)、《乐记》，七篇为一类;《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坊记》、《儒行》，六篇为一类;《学记》、《中庸》、《表记》、《缁衣》、《大学》，五篇为一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有关《礼记》篇次中，未列《杂记》和《孔子闲居》等篇，而且也并未像文题所称包括《周礼》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