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威廉希尔app 为您提供历史学论文范文参考，以及历史学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写作中的难题。

一、《仪礼经传通解》编纂始末及其基本样式

今传《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晚年带领其门生所编撰礼书的最后定名，此书在朱子生前并没有全部完成，而是由其弟子黄榦、杨复先后续补修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录有《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续二十九卷，并对该书的编撰过程有所记述，我们不妨以其引领我们进入对《仪礼经传通解》一书的具体考察。《提要》中说：

《仪礼经传通解》,宋朱子撰。初名《仪礼集传集注》。朱子《乞修三礼札子》所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即是书也。其札子竟不果上。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朱子没后，嘉定丁丑，始刊版于南庚。凡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共二十三卷，为四十二篇，中阙书数一篇。大射至诸侯相朝，尚未脱稿，其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则仍前草创之本，故用旧名《集传集注》，始为王朝礼，中阙卜筮一篇，目录内践祚第三十一以后，序说并阙，盖未成之本也。所载《仪礼》诸篇咸非旧次，亦颇有所厘析。如《士冠礼》，三屦本在辞后，仍移入前。陈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辞，本总计在后，乃分入前各章之下，末取《杂记》女十五许嫁笄之文，续经立女子笄一目。如斯者不一而足。虽不免割裂古经，然自王安石废罢《仪礼》，独存《礼记》，朱子纠其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因撰是书，以存先圣之遗制，分章表亩，开卷瞭然。亦考礼者所不废也。其丧祭二门，责成于朱子门人黄榦，盖朱子以创稿属之，杨复原序述榦之言有曰:“始余创二礼粗就，奉而质之先师，喜谓余曰：君所立丧祭礼，规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编家、乡、邦国、王朝礼，其悉用此更定”云云。则榦之所编尚不失朱子之意，然榦仅修丧礼十五卷，成于嘉定己卯。其祭礼则尚未订定，而榦又没。越四年，壬午，张虑刊之于南康，亦未完本也。其后杨复重修祭礼，郑逢辰进之于朝，复序榦之书云“《丧礼》十五卷，前已缮写，《丧服图式》，今别为一卷，附于正帙之外”。前称《丧服图式》、《祭礼》遗稿，尚有未及订定之遗撼，则别卷之意故在此。又自序其书云：“南康学宫，旧有家、乡、邦国、王朝礼，及张侯虑续刊《丧礼》，又取祭礼稿本，并刊而存之”;“窃不自揆，遂据稿本，参以所闻，稍加更定，亦续成其书”。凡十四卷，今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复所重修。合前《经传集解》及《集传集注》总六十有六卷，虽编纂不出一手，而端绪相因，规模不异，古礼之梗概节目，亦略备于是矣。[2]

从以上所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的信息：一是朱子曾经准备上书于朝廷，奏请朝廷组织人力对三礼之书做重新编修，但此书札未能奏上;二是朱子生前订定的此书为二十三卷，即名《仪礼经传通解》，而二十四卷至三十七卷则未及朱子亲手订定，故仍以《集传集注》名之;三是朱子死后，《仪礼经传通解》全书由其弟子黄榦、杨复先后续完、订定而成。

在朱熹的《文集》里保留着他准备上奏朝廷的那篇《乞修三礼札子》[3]，集中体现了朱熹编修礼书的基本动机，同时表达了期待朝廷能够支持其重修三礼工作的强烈愿望。

在这篇文章中，朱子提出，自秦汉魏晋以来，所传礼学，“惟三礼而已”，《仪礼》乃其本经，《礼记》乃其义说，《周礼》为礼之纲领。在隋唐以后的科举教育中，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士人学子尚能通过诵习经典而知其说，但是到宋熙宁时，王安石废罢《仪礼》，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当时博士诸生也是诵习虚文，对其中的礼仪内涵，“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遇到议礼之事时，“率用耳学臆断而已”。至于乐教，更是“绝无师传”,乐理上的律尺声音，“学士大夫末有知其说者，而不知其阙也”。针对这种情况，朱熹“尝与一二学者考订其说，欲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但是终因私家无书简阅，无人抄写，久之未成。还有钟律之制，虽“士友间有得其遗意者”，朱熹也“欲更加参考，别为一书”，但“亦未能具”。因此，朱熹“欲望圣明特诏有司”，一是许其“就秘书省、太常寺关借礼乐诸书”，并“自行招致旧日学徒十余人”;二是能够提供空闲官屋数间，逐月量支钱米，以供饮食、纸札、油灯之费;三是，由临安府差拨贴司20余名作为抄写人，并为之提供犒赏。最后，朱子认为，编修此书，既可以使传统礼乐“兴起废坠，垂之永久”，又可以“为圣朝制作之助”。

然而遗憾的是，朱熹的这番表述并没能得以上奏，《年谱》称其“会去国，不及上”。朱熹在此事上对官方的期待也就未能实现。在《朱子语类》卷八十四中，记录了有朱子后来对此事的回忆。

编纂礼书，可以说是朱熹晚年思想学术上的一项主要工作。《朱子语类》中记录朱子的话说：“礼乐废坏两千余年，若以大数观之，亦未为远，然已都无稽考处。后来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但未知远近在几时。今世变日下，恐必有个‘硕果不食’之理。”[4]钱穆认为此言是在朱子五十九、六十岁时吴必大所记。[5]从这段感慨般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朱子对于全面整合古代礼学所抱有的一种期待，同时也透露出一些自己的抱负。朱熹还说：“今欲定作一书，先以《仪礼》篇目置于前，而附《礼记》于后。如《射礼》则附以《射义》。似此类，已得二十余篇。若其余《曲礼》、《少仪》又自作一项而以类相从。若疏中有说制度处，亦当采取以益之。旧尝以此例授潘恭叔，渠亦曾整理数篇来。”[6]钱穆认为此是朱子62岁时，郑可学所记。此外，《朱子语类》中还有对此礼书编纂过程的记录，如“或问礼书修得有次第否。曰：散在诸处，收拾不聚。苦每日应酬多，功夫不得专一。若得数月闲，更一两朋友相助，则可毕矣。”[7]《朱子年谱》说：“(庆元)二年丙辰，六十七岁。是岁始修礼书，名曰《仪礼经传通解》。”[8]讲的就是朱熹在离官去职之后专注于礼书的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