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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史学迎来了它的多途发展阶段[1]，其中一个极为突出的表现是，在传统史学之外，佛教史学开始形成并有了初步的发展，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新事物，从此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受当时中国社会南北分途发展的直接影响，初期佛教史学甫一产生就在四至六世纪的北中国和南中国表现出了不同的演进趋势，北中国形成了具有理性色彩的佛教史学，南中国则开创了佛教史观指导下的僧人修史传统[2]，它们在以后的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命运。[3]僧人修史在近代以前始终保持了独立发展，蔚为大国，形成了传统佛教史学的主体，各种大藏经中的史传部就是明证。汉文方面，自两晋南北朝迄清代,不仅体裁多样,有传记体、纂集体、目录体、志乘体、经传体、灯录体、典志体、类书体、纪传体、编年体、纲目体、笔记体等，而且体例也日趋严谨与合理。[4]藏文方面，则有编年史、史册、教法史、王统记、世系史、人物传、地理志、寺庙志、年表、喇嘛全集、名录等。由于藏族传统社会发展政教合一的历史特点，藏族史学的主体实际上就是藏传佛教史学。[5]而前者所显示出来的理性色彩在其后的中国史学史上则一直没有得到张扬，传统史学不重视甚至可以说无视这一新领域的新取向[6]，传统佛教史学则由于其所特有的宗教意识和宗教史观，也不能对之有真正的继承和发展。直到二十世纪初叶，这种朴素的理性主义倾向才获得了新生，并汇入近代史学的大潮中去。纵观二十世纪以来的佛教史学研究，不能不让人想到早在四至六世纪北中国的佛教史学当中就已经显露的这种理性倾向，这不止是中国佛教史学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价值所在，有必要对之重新审视，作充分的深入的历史考察。[7]这将有助于理解并建设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佛教史学史和中国史学史。此处，将依照时间的先后分别讨论以《佛国记》、《洛阳伽蓝记》、《魏书·释老志》为代表的三个发展阶段，勾勒四至六世纪北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并对其中所蕴涵的朴素理性主义取向的历史命运作初步的分析。

一、    酝酿期：法显《佛国记》

从三国至唐代(3-8世纪)的约五百年间，是中国佛教史上的西行求法运动时期。这一运动前前后后经历了三个阶段，曹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于阗求法启其端绪，晋末宋初以法显(347—422)西行为代表形成潮流[8]，至唐代玄奘(600-664)、义净(635-713)盛极。法显的《佛国记》就是这一运动形成潮流时的产物。[9]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三岁为沙弥，二十岁受具足戒，“志行明洁，仪轨整肃”[10]，因“慨律藏残阙”，于后秦弘始元年(399)以六十多岁的高龄偕同学数人从长安出发，“至天竺寻求戒律”[11]。由河西走廊，涉沙漠，逾葱岭，途经今巴基斯坦、阿富汗、北印度，游历佛教圣地、释迦牟尼传教的中心地尼泊尔、恒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然后从海路经今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北美洲西海岸携经返国，412年在青州(今山东省即墨县)登陆。法显的归来在很多方面都对当时和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不独如此，东晋义熙十二年(416)秋季法显应慧远之邀至庐山把他西行求法的经历闻见写成了《佛国记》[13]，这是古代中国以亲身经历介绍中亚、南亚、北美洲情况的第一部旅行记。近代以来该书尤为国际学术界所重，不仅是研究古代中、南亚诸国的历史文化宗教的宝贵资料，还是研究古代航海和地理发现的原始文献。因而，《佛国记》的出现还从多方面塑造了北中国佛教史学酝酿期的基本面貌，具体的情况如下：

1.   公元5世纪前后西域和中南亚佛教发展状况的实录

《佛国记》在中国佛教史学上的第一个贡献，就是法显首次忠实地记录了公元五世纪前后一路西行耳闻目睹得来的西域和中南亚佛教发展状况，同时兼及各处的历史人文。这些记载涉及当时大小乘的流传、戒律仪轨、寺院教育、僧众人数等非常宝贵的史实。它们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比如关于当时大小乘的传播，《佛国记》中对西域五国、对西北天竺十国、对中天竺诸国就有多处类似“皆学小乘”、“多习大乘”这样的记载，我们可以据此沿着法显的西行路线作同时性和历时性的考察，不止在空间上获得关于大小乘的分布状况，而且可以由此作时间上的回溯性研究，从而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我们可以重构原始佛教由其中心地区恒河流域逐渐向其周边辐射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片段，而且可以在比较精确的程度上重构五世纪前后佛教传入中国中古社会的路线。除此之外，《佛国记》还提供了得以同日后唐代玄奘、义净西行求法记录作比较的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从这样长时段的历时比较研究中，对西行求法从五世纪到八世纪的上升过程我们可以获得更加深入的历史观照。[14]《佛国记》中看似零星的材料在如此宽广的佛教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之下重新得到审视，这使得它超越了单纯自传体僧传的局限，进一步显示了它作为北中国佛教史学酝酿期代表的潜在价值。

2.   深沉的历史感和坚定的使命感

《佛国记》中法显从始至终都流露了真挚的宗教情感和浓郁的赤子之思，这构成了他作为中国求法僧人所特有的深沉的历史感和坚定的使命感。读着这些文字，不能不为之触动，这是一千六百年前的人生之旅。当时人就已这样赞叹过法显：“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奖，无功业而不成。成夫功业者，岂不由忘失所重，重夫所忘者哉。”[15]这里略举数条，以见法显其人融弘法之情与乡关之思于一体的精神世界。

表现其弘法之情的，有如：

法显、道整，初到祗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地，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彼众僧出，问显等言：“汝从何国来?”答云：“从汉地来。”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到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已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16]

法显于新城中买香、华、油、灯，倩二旧比丘送法显上耆阇崛山。华、香供养，然灯续明。慨然悲伤，收泪而言：“佛昔于此住，说《首楞严》。法显生不值佛，但见遗迹处所而已。”即于石窟前诵《首楞严》。停止一宿，还向新城。[17]

此处，法显是把“佛”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看待的，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存在。这其中隐约透露了小乘佛教对他的影响，但恐怕更多的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深沉的历史意识。法显对“佛”的理解毫无疑问是中国式的，由此我们也能看出日后禅宗的渊源所自，甚至还能从今天人间佛教的运动中看到它的史影。

表现其乡关之思的：

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