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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光宗实录》的纂修背景

天启元年六月己卯，在明熹宗的敕谕下，以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首辅叶向高为总裁的实录馆组成，《明光宗实录》的纂修正式开始。按照熹宗皇帝的谕令，与累朝一样，纂修《明光宗实录》也是将先帝的德泽、惠政记录下来，以“光缵前摹，昭垂后范”[i]，然而这朝实录中的关键人物——光宗朱常洛，却是明代的一位不同寻常的皇帝，他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底即位，九月初便崩亡，仅仅做了一月天子。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在位虽短，却牵连进了一系列不可息止的皇室纠纷、一桩桩宫廷疑案和与此相关的激烈党争。

万历年间，明神宗因宠爱贵妃郑氏爱及贵妃子常洵，迟迟不肯立长子常洛为太子，朝野纷传神宗将废长立爱，舆论大哗，大臣群起争请早立长子，争论达十余年之久。围绕着建储争议，朝中形成了东林党和浙党两个较大的党派集团(时尚有齐、楚、昆诸党，均附从浙党)，东林党攻击执政的浙党保禄固宠，依违神宗、郑氏;浙党则指东林党人无事生非，开明代党争先声，这便是明代历史上的“争国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一名叫张差的男子持梃闯入太子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内监，被拿获下狱勘问。以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张差疯癫具狱，刑部主事王之寀私下审问,却发现张差并非疯癫，且词连郑贵妃两个内侍，舆论大起，东林党人要求重新会审，因明神宗、太子共同出面调停，杖毙郑氏内监而息止了争端，是为明宫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光宗继位，郑贵妃连进女御八人，使其不一月即病。中官崔文升进药，光宗病情却加重，又有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红色药丸，光宗连服两粒后身亡，此为“红丸案”。光宗死后不久，居住乾清宫、欲图控制新君的李选侍又被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迫居哕鸾宫，又为“移宫案”。

国本之争方息，又“三案”连起，内外议论沸腾，猜疑遍地。泰昌元年(1620年)十二月，光宗方驾崩三月，詹事公鼐就因此上疏请将光宗朝事别为一录，说：“近闻南北臣僚所论，先帝升遐—节，迹涉怪异，语有包藏，恐因委巷之讹传，流为湘山之稗说，掩先帝考终之美，贻陛下共戴之誉，臣力思涤濯。”[ii]从中可看出，《明光宗实录》的纂修意图在替君主进行洗刷。

《明光宗实录》纂修于各派政治力量借助“三案”排斥异己的党争激烈之时。天启初年的党争是万历年末年东林党与浙党之争的延续。当时，由于对光宗长子朱由校的拥立之功，东林党人势力大盛，叶向高出任首辅，“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在言路”[iii]，他们力指梃击红丸案为郑贵妃谋害光宗，欲以己子代之的阴谋，浙党方从哲等人庇护郑贵妃，其罪可杀。方从哲等人一面上疏以可灼进药出自圣断自辩，一面抓住“移宫”一案，攻东林党以此贪居“定策之功”，陷主上于不孝。朝堂之上顿时聚讼纷纷。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何种态度和立场将光宗朝事迹，特别是光宗崩立前的“梃击”、“红丸”二案写进史册，需要慎重斟决。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左都御史邹元标的奏疏中提到：“诸臣说到先帝大事，令人搁笔，说到壬辰以后诸相事，令人搁笔，谁敢领此?”可见纂修取舍的艰苦难决，这也影响了撰写速度，《明光宗实录》虽仅有八卷，却纂修了三年多，天启三年(1623)七月十七日方才完成。

二、初修本《明光宗实录》

《明光宗实录》有初修本和后来改修之本，而留存至今的乃是天启三年(1623年)成书的初修本。今史界论及《明光宗实录》，往往含混地认为它是按党派意愿纂写，甚至指其“沦为党派斗争的牺牲品”[iv]，其实这部由叶向高删润的初修本《光宗实录》值得我们再加以分析，今存《光宗实录》初修本八卷，卷一叙述光宗登基前，备位东宫前后事，涉及到“国本”和“梃击”两大事。卷二至卷八载光宗登基到崩亡间事，关涉“红丸”一案。由于“国本”、“梃击”两事词连神宗宠妃郑氏，并关碍神宗帝德，在“为君亲讳”的封建史学思想指导下是很难直书实录的。而且两事的记述还和东林党与浙党的利益密切相关，在两党相争的情况下尤难执笔。身为东林领袖的实录总裁叶向高也认为，“顾其中亦有干碍而难直书，牵连而难尽书者，”但同时他又致力使实录“近质一时之公平，垂万世之定案，不敢有一字之虚以为信史之累”[v]，其委蛇其间的苦衷可以想见。从《光宗实录》的记述看，其中反映的撰史态度还是比较慎重、切实的。例如在“争国本”一事的叙述中，直叙事件原委，只择取诸臣请求“早建元良”的章奏，而不录东林党与浙党借此相攻的疏论，并在粉饰神宗、光宗父子亲爱的同时，也曲折表述了神宗宠幸郑贵妃，拖延光宗出阁讲学的事实。为了撰述“梃击”一案，叶向高还与同官一起访问了受理此案的刑部尚书张问达，证实了案中闯宫男子张差并非疯癫，实系有人指使，便“摘采其说”但“词亦矮婉”[vi]，仅点出刑部主事王之寀张差并非疯癫，以“语多涉翊坤宫”暗示有指使之嫌，并不加评论，只用百余字叙述，而对当时的纷纭章奏无一采择。

最能说明《光宗实录》极少党争倾向，并非党派竞争牺牲品的事例，当属对“红丸”一案的记述。当时，东林党人正借“红丸”一案对浙党首辅方从哲大加攻击。最先参论方从哲的是给事中惠世扬，他以赵盾不讨贼，许世子不尝药例，认为方从哲对光宗服红丸致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辞于弑君之罪”[vii];接着礼部尚书孙慎行又援许世子例奏“纲常大分宜明，弑杀逆行难掩”，方从哲“纵无弑杀之心，即有弑杀之事”;左都御史邹元标也疏论：“从来乱臣贼子有所惩戒者，全在青史一脉”[viii]，强烈要求将此写进实录。但是从《光宗实录》中记述的李可灼进药经过和光宗崩亡事件来看，其中并未有触及首辅方从哲的言语，反而点明了进药出自光宗本意：“(上)因问有鸿胪寺进药何在?辅臣奏：‘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上即命中使传宣，诸臣退出。可灼至，同进诊视，具言病源及治法甚合，上喜，命进药。”[ix]对光宗服药崩亡，《实录》中也无一字褒贬，而是直接记载遗诏。这说明叶向高在总裁实录时力持公平，并未附从东林党人意愿，将实录作为党同伐异的工具，而是使之尽量切近于史实，叶向高认为他们在撰写实录时，“其叙进药亦甚平”[x]，是符合实际的。《西垣笔记》也赞称《光宗实录》：“其书立论颇正，而又忠厚不尽人之情，良史也。”[xi]这是较公允的评价。

天启三年初修本《光宗实录》未带党争色彩，一方面因叶向高等史臣力求持正，另一方面，明熹宗的态度和意旨对此也有影响。熹宗皇帝的继位，多赖东林党杨涟、高攀龙等人的护持，所以在御极之初，熹宗对他们也较为倚重，颁布了移官诏书，罢去与东林党人论见不合的御史贾继春，允准方从哲致仕。但是，在渐渐展开的“三案”争论中，为了打击政敌，东林党人的言论越来越过激，如御史焦源溥的《明纲常疏》曰：“先帝欲以讳言进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张差之棍不灵，则投以丽色之剑，崔文升之药不速，则促以李可灼之丸”[xii];给事中魏大中奏言：“自兹日之梃不中，而图所以中于先帝者百端，至藏酰于女谒，俟元精耗损，僅不可支,而荡以暴下之剂。”[xiii]这类言辞极大地触犯了皇室的尊严，正如清人李慈铭所言：“夫女谒致病，至丑也;谅闇之中，色蛊致死，大逆也;光宗方自饰以哀成疾，而诸臣力破之，其亦太不为帝地矣。”[xiv]在这种情况下，熹宗一直力图息止这场争论。天启二年(1624)四月，高攀龙以梃击一案攻戚畹郑养性，熹宗回谕说：“朕御极以来，官府协心，禁廷安静，外人如何妄生猜疑，”又令他“不得牵扯生事”[xv];七月，熹宗又谕工科给事中方有度无须再争执方从哲赏奸，李选侍垂廉诸事，谕曰：“国史传信万世，但当据实直笔，李可灼已有旨处分，移宫亦曾奉传谕，何必争论。”[xvi]为了平息争端，熹宗甚至对自己颁发过的“移宫”谕旨做了检讨：“选侍向有触忤，朕一时传谕，不无忿激，追念皇考，岂能恝然?尔每(们)当仲体朕意，不必多言，致滋疑议。”[xvii]叶向高在裁定实录时摒弃东林党诸人的过激意见，记述“梃击”、“红丸”二案尽量平实，不加评断，予以淡化，使之与明熹宗意旨相合，是清醒、理智的作法，未使初修本《光宗实录》成为党争工具。

三、《三朝要典》的纂修与私史之禁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锋锐如刃，将违忤自己的所谓邪党废斥殆尽，致使非东林党者人人自危，为求自保，他们投依了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结成“阉党”，与之对立。天启四年(1624)，以副都御史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为开端，两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魏忠贤利用熹宗操纵内外，东林党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人相继获罪。为了从政治上彻底搞垮东林党，阉党采取了为“三案”全面翻案的手段，指张差确系疯癫，光宗因哀慕神宗而致疾，移宫为东林党人贪图“定策之功”，替光宗、神宗作了一番洗刷，粉饰了皇室的亲爱，光宗、熹宗的孝思，从而争取了皇帝的支持。于是，在阉党分子霍维华、岳竣声、杨所修等人先后上言改正“三案”，编次成书的奏请下，天启六年正月，伴随着酷烈的镇压东林党大狱的兴起，熹宗亲下敕渝，由阉党顾秉谦、黄立极等操笔，纂修《三朝要典》。《三朝要典》撰写神速，四月即成，熹宗亲自制序，六月，收贮皇史宬，副本发礼部赐百官，颁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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