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所谓批评对历史的总结就是文学史研究，在大学，因为文学史这门学科的建立，文学这门学科的存在就有了厚实的根基，文学知识的生产才有合法性。这是文学与历史学科的合谋，强强联合使文学学科的根基变得深广。同样，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的创立也是文学与哲学联合的产物，它既是哲学对文学的侵入，又是文学对哲学的偷盗。就从产生和学科的内在构成来说，文学这门学科是最没有内在本质的，它的本质都是借用来的，是挪用来，或者说产偷盗来的。这使它总是不能彻底，它做历史总结不彻底，它做哲学思辨也不彻底。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一门奇怪的学科，它的魅力和对人们的诱惑或许也在此。德里达就试图解构文学，称之为“文学，一种奇怪的建制……”。

现在，大学的文学课程五花八门，与现实的文学创作，与鲜活的文学创作实践相关的课程寥寥无几，以至于大学中文系四年毕业，甚至读了硕士博士，对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不甚了了，说不出所以然。既没有读过多少作品，也无法对基本形势和走向作出判断。这有点奇怪，在大学里研究文学，但是与现实的文学创作无关，和文学批评活动无关，我们把本来是从文学批评中产生的文学研究，变成了与文学批评无关的一种研究。当然有人会说，古典文学研究，作为鉴赏，作为阐释，也包含着文学批评。但是作为批评本身的原初的含义，是针对活的创作发言的那样一种。当然在法国这样一个文学圈子里，始终存在着关于“活的批评”和“死的批评”的论争。那末在中国毫无疑问，活的批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是依附于意识形态的一种力量，与其说它是文学批评，不如说它就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在80年代，活的批评与思想解放运动结合一起，走在时代反思的前列，应该说也是很有力量。80年代末期以后，文学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趋于弱化，文学批评要依靠理论话语自身的力量与文学创作实际发生关系，而能够操持新理论话语的批评家毕竟有限，文学批评的活跃力量只保持在先锋批评的前沿阵地。在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大学教育的发展， “活的批评”反倒消沉了、散落了、缺席了。而关于“死的批评”却有了一个长足的兴盛。用“活人的”和“死人的”这一说法可能会引起误会，也就是关于“现在”的批评和关于“过去”的文学作品的批评的比较刻薄的说法。关于“过去”的文学史的文学批评在大学里与文学史的学科制度容易融合，“当代文学”也顽强地建构自身的历史，形成“当代文学史学科”。而关于“现实”的批评则被遗忘了，现实的批评就这样被驱逐，变得散落了。

人们不难看到，文学批评在大学中的位置非常可疑，也很茫然。我们看不到文学批评这门活动，我们也很少看到学生们热烈地参与文学批评这种活动，大学里也没有这种趋向和来自学科建制的动力，大学的学术话语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文学批评的位置。

批评作为一门学科存在是以自发的批评为起点的，蒂博代把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几种。最明显的区别是自发的批评与职业批评的区别。自发的批评是指人们对文学作品发表的随机言谈构成的批评，更进一步地说，那些业余的、个别的、自我欣赏或在小圈子流传的批评都可称之为自发的批评。早期的自发批评——也就是批评在成为大学课目之前，主要发生在沙龙里。在19世纪的欧洲，由妇女主持的沙龙是发表文学批评的一个场所，所以也可以说19世纪的文学与妇女的支持分不开，而且文学是与妇女的现代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整个现代主义如果离开了相当多的妇女对文学热情和实际贡献，是不可想象的。现代主义那么激烈地反社会，实际上，现代主义也得益于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现代主义是在妇女的温馨的沙龙里面，说得刻薄一点，是在妇女的温柔怀抱里面产生的。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很多，现代主义文学与资本主义商业的兴起是一个颇为吊诡的论题，现代主义既反抗又寄生于庞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中。这当然使它在艺术上的纯粹性也很值得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