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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历史小说的文艺审美特质渗透了强烈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正是小说家清醒的生命意识与正视人生的理性精神的体现。本文从理论层面对历史小说的悲剧及其悲剧审美内涵作了深入细致的梳理与学理升华。

从哲学的高度来审视人类历史，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悖论、灾难与苦痛的悲剧性进程。它的每一寸每一分的进步，都要人类生命与个体意志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这一代价在历史家的笔下往往是事实与数据，是判断与推理，历史家的身份与责任使他不能任由自己的情感泛滥，对他来说，总结历史规律比陷入悲剧情结中远为重要得多。所以面对人类在历史中的悲剧命运，他们会显得相当冷静乃至冷漠，将一切付之于不露声色的历史叙述，也许三言两语就带过了千万生命的灰飞烟灭。

文学家也发现人类历史的悲剧本质。最初的作为戏剧样式的悲剧就是从史诗中脱胎而来。后来的悲剧作家也总爱从历史中汲取灵感。比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多以英国史与古罗马史为题材，17至18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亦大多表现在历史上真实地发生过的事件和人物。对于悲剧与历史的同一性，17世纪西班牙剧作家维加的认识是：“悲剧以历史作为它的主题”①。二者统一的内在基础则是其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类存在的深刻矛盾冲突。

作为历史与文学有机嫁接出的产物，新时期历史小说②中始终充溢着小说家的一种史家意识，这种史家意识的内涵之一就是历史的悲剧意识。小说家们在写作准备阶段，面对大量史料的时候也透析出了历史发展中的悲剧因子并在自己后来的叙述中予以展示营构。与历史家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更关注的是历史进步背后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并不为前者而遮蔽后者。于是，在他们笔下，我们看到的不是因果推理与数据，而是由具体的个体命运所反映出来的存在的不可摆脱的矛盾冲突，以及生命美丽而忧伤的终结，壮志难酬的无奈，生不逢时的怨艾，求而不得的怅惘等等，总之，是人生具体的悲剧境遇与悲剧情愫。这其中也深深渗透着叙述者对历史中的悲剧人物的同情与升华悲剧的努力。在叙述者营造的壮美或凄美的悲剧氛围中，在悲剧形象的完成中，存在的悲也就升华为艺术的悲，用唐浩明的话来讲，就是把史的东西变成美的。

新时期历史小说家的悲剧意识渗透到作品中，就转化为其作品的悲剧审美内涵。可以说几乎每一部历史小说都具有动人的悲剧美。这一审美内涵是通过悲剧形象的悲剧命运、悲剧冲突及悲剧意境共同营构的。

新时期历史小说家比较偏爱表现动荡的乱世、末世，比如三国(韩钟亮《曹操》)、明末清初(姚雪垠《李自成》、刘斯奋《白门柳》、凌力《少年天子》)以及晚清(唐浩明《曾国藩》)等。这不仅是因为末世能集中展示文化观念的更迭、分化，更因为这些大悲剧时代能为人的悲剧命运、悲剧冲突提供一个合理存在的环境，使叙述者的悲剧性叙述营构与时代的悲剧具有一致性。比如明末清初这一悲剧性转折时代，平民百姓无端被抛于战乱、天灾、屠杀之中。翻开这段史书，事实与数字往往触目惊心：崇祯元年，陕西籍官员马懋才在《备陈灾变疏》中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了陕西饥民食人之风甚炽，这一史实在《李自成》第三卷开封之围中通过虚构出来的张成仁一家及其邻居的悲剧性命运得到具体而形象的反映。这都是开封城内的普通百姓，无端被卷入他人改朝换代的斗争中，不管这战争是否正义，生命在战争中消失，人性在饥馑中沉沦却是不争的悲剧事实。关于历史上李自成以黄河水淹开封造成的重大伤亡，在历史家的叙述中只有短短十几个字：“丁夫荷锸者随堤漂没十数万，贼亦沉万人”③。而这一史实在《李自成》中转化为一幕幕悲惨的人间图景;在对开封城无辜百姓苦难的描写中，体现了作者对普通民众生命的同情与尊重，而这恰是某些同类题材的历史小说作家所欠缺的地方。他们往往过分关注历史的正义与进步，而忽视了芸芸众生为之付出的惨重代价，比如总是过分渲染农民起义军攻城略地的胜利，而对在战争中流离死亡的苍生则很少提及或仅是一笔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