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研究者对“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过程，用三个“恶性循环”作了概括，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内反修和国际反修的恶性循环。这三个恶性循环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为促进，将党推进“文革”的泥潭。18
文化动因说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是社会系统中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文化作为社会系统中至为重要的因素，对“文革”的爆发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传统文化流毒说。文化大革命是我国政治、文化、民族封建固疾的总爆发，是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作怪而引发的，是封建主义恶性肿瘤的一次大面积穿孔，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帝王思想、忠君观念、集权主义、个人专制、封闭意识、平均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等，建国以来一直很少得到系统的清理和根治，无时不渗透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人民的道德规范领域中，封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在我们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时，从心理素质、思维习惯等更深层次上维护着过时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左”倾错误，影响了党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19
(二)文化冲突说。有的学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提出“文革”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同现代文化体系激烈对抗的一次集中性体现。“文革”的发生完全不是党内路线斗争，而是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忠君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体系同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民主政治、尊重科学、思想自由、人格平等、法律至上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尖锐冲突。“文革”的结果表现为传统文化的复归，它只不过是民族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封建主义毒素的现实表现或延伸。但是，不同意此说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并未真正发展起来，构不成对传统文化的威胁。20
(三)马克思主义封建化说。学者认为，由于中国没有大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理想这些接受马克思主义应当具备的社会和心理准备，当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时，就容易被抽掉了前提和精髓，只剩下了一些结论式的语录。这种具有强烈实用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时，便很容易被用来为集权政治服务。为“文革”的发生埋下祸根。21
对于这种把“文革”的发生归咎于封建传统文化的讲法，许多学者不同意。他们认为，首先，传统文化不能等同于封建主义;其次，封建思想的残余虽然不同程度的存在于当前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在我国现代思想领域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若将“文革”的发生简单的归因于封建主义会造成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利于正确的总结历史教训。22
另外还有学者将“左”倾错误纳入文化领域来考察，显得颇有些新意。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实现，但在精神文化生产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却“收效甚微”。从左倾思潮看来，知识分子是持其所创造和拥有的知识而居于精神上的特权地位，各级党政干部则是因其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和地位而容易导致思想上的特权意识和官僚主义现象。而试图从根本上打破这种由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社会不同劳动方式的差别，以从根本上杜绝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来实现平均主义的社会，所以就有必要对整个社会的分工进行一次倒置性调整，改变劳苦大众文化上的不平等地位，这就是“文革”发动的动机和内容之一。23
学者徐友渔认为，作为“文革”主力军的红卫兵小将在“文革”前所受的教育直接导致了这一特殊群体在“文革”中的反常，这对于“文革”无异于雪上加霜。他认为60年代，中国大陆的教育和意识形态的灌输，造就了红卫兵和“文革”。当时用来教育年轻人的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晚期毛泽东思想，也可以说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一个极左的品种。“文革”前教育和意识形态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对革命的狂热，对领导的盲从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借助于“文革”时的恐怖气氛，而达到极致。而“文革”前，灌输给年轻人的是革命第一的斗争哲学，而且伴随着文化上的蒙昧无知保守野蛮。最终红卫兵所具有的革命的狂热、虚幻的济世主义和天真的民粹主义，推动了他们整体的失态，有力地推动了“文革”。24
除了以上几种较为明显的文化考察之外，社会学家刘小枫引进西方社会学中的“怨恨理论”来解释“文革”，为了行文的紧凑和方便，我们姑且也放在文化里面来叙述。他提出，“文革”的爆发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思想理念、日常生活结构全面移动中积聚出群众行为中的怨恨。而“文革”作为一场政党意识形态化的全民式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正是受这种怨恨心态支配的，是政党意识形态“符号”护卫下的社会怨恨的大爆发。他还提出了政党意识形态、政党伦理和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三项分析性概念，认为这是“文革”爆发的社会性怨恨的历史积累机制。另外，它还有以下几个观点，即“文革”事件作为“怨恨”的爆发，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社会实在内部的结构性冲突的结果;政党伦理化的精英之构成和代层之间的冲突是“文革”发生的社会基础;群众层面的群众与“革命”群众之间的生存性紧张和国家层面科层精英与“革命”精英之间的生存性紧张，也是“文革”爆发的原因。25
心理动因说
从80年代末开始，学术界开始将心理学引入对“文革”起源的研究，主要是从毛泽东的领袖心理和群众心理来探讨的。
学者认为在个性品质上，毛泽东有很高的自我肯定感，不容易接受别人的看法，而长期的革命实践形成了他处理问题的心理定势和“斗”的哲学。另外其行为还受命令现象、典籍文化的负效应、超社会责任感的负效应的影响。从领导心理学来看，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属于主动肯定型，受当时的政治气氛、心理气氛影响，又基于他那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出方向的探索意识以及他的个性特点，他在一定时期里，不恰当地估计了当时形势，得出了中国需要一场“文革”的结论。而从群众心理上来阐释“文革”的发生，认为当时的群众有“团体思维(group think)”和“一致性”的社会心理背景，导致了整个社会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民众，处于认知失调状态。另外，当时的民众还有一种“依附集体主义”的心态和对领袖的依赖心理，这对于“文革”的发生是不无作用的。26
另有学者认为，当时封闭式的社会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定势、“左”倾理论政策的影响、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引导、反革命集团的蓄意煽动、社会传媒等复制环境的刺激作用，决定了群众狂热的崇拜心理、病态的恐惧心理、固执的自大心理、消极的保守心理、幼稚的盲从心理、扭曲的逆反心理。这些变态心理引爆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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