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但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他是把“文革”当作“反修防修”的一场重大的实验和演习来进行的。他的这一思想和理论来源于他对5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形势的主观错误判断。具体来说，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和“波匈事件”的严重误解，是他进行反修斗争的重要契机;毛泽东以自己的“左”倾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去评判别国党的内部事务，把社会主义改革看成是推行“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他下决心在中国推行“反修防修”，发动“文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苏论战的发生和对国外修正主义的批判严重影响了毛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严重影响了全国的政治生活。11

4、 对个人崇拜的默认和接受。在这里我们要分清个人崇拜和维护领袖权威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我党历史上包括毛泽东同志一直反对搞个人崇拜。在1958年三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区分“两个个人崇拜”、“两个反个人崇拜”的话，他说有的人反对个人崇拜，是反对崇拜别人，而要别人崇拜他自己。但是，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动荡和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的鼓吹和制造现代迷信，毛泽东开始默认和接受这种迷信，最终在全国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毛泽东个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热的崇拜。12                                              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社会就需要个人崇拜。把“文革”与宗教活动联系起来看，这二者在人们心理上是有共性的，即要寻求超自然力的庇护，以解除外部世界的危机和恐惧。这就唤起了对救世主的渴求，为个人崇拜的狂热铺上了心理之路。另外，中国传统的心理定势——圣贤期待——也起了催化作用。固然这也是原因，但毛泽东个人的接受同样不可忽视。13

5、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仇视。“文革”首先在文化领域打击知识分子开始，这源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仇视。1964年，他就说过：“读书越多越蠢。”这句话在“文革”中成了“读书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几乎一律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改造的对象。毛泽东乐于见到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他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人民还是有用的，可以扫扫地，搞搞卫生嘛……”这种对知识分子的肆意糟践成了发动”文革”的动机。14

三、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9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开始较为系统地探讨“文革”发生的原因，从最初对《决议》的具体阐释，到对60年代中期的国际形势的分析，这些研究尝试对于人们以更为广阔的视角去回视“文革”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决议》指出：“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成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至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

有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延伸和补充，认为“文革”的爆发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苏联背景。这种背景一方面使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论战，它是毛泽东同志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理论不断“左”倾的极其重要的“助剂”。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及其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为毛泽东提供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蓝本，使毛泽东进一步看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事实上的危险，终于发动了一场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5

除了苏联的背景之外，另有学者还认为苏共二十大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在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交互作用下处于动荡局面，而这又给帝国主义以反苏反共的口实。这种国际背景给中共和毛泽东影响是直接的，在总结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曾反复强调，这是因为两国的执政党没有抓好阶级斗争。当1957年夏季因毛泽东主动提出让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而知识分子也因此激起了向党提意见的积极性以后，毛泽东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并且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于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人为地扩大化了，造成了建国以后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第一次“左”倾错误升级，成了“文革”的肇端。16

另有学者认为，60年代中期的国际环境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起着间接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冷战环境和反抗大国控制的斗争，使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产生了“左”的偏差。而当时中国虽然正确提出了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命题，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过去的经验，把发动群众、开展政治运动的作法不恰当地搬用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加上其它各种历史因素的作用，使中国探索的路子越走越窄，每一次纠“左”带来的都是“左”倾错误的升级，以至走到“文革”的歧路上。另外，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抗议浪潮的不断高涨，使中国领导人乐观而过高地估计了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也过高地估价了“文革”的作用。17